百年习仲勋（4）

给11.2万人平反

当时，广东还面临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压力。习仲勋不是只看省委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而是指示秘书贾延岩直接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到接待室里听听来访者的呼声。贾延岩回忆说：“那个时期我去得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有一天，在广州市最繁华的北京路口，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人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内容是一件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的信访接待室去申诉。他的做法受到同事的批评，同事认为他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但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平反“李一哲”案，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74年11月10日，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路口，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4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被判刑。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了，也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1978年8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的申诉信，十分重视。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了出狱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他们仍有怨气，便在吴南生等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再次接见这4人，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这次谈话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双方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

但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3人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此事，2月3日晚上，习仲勋在开完省委会议后，于23时30分至次日2时30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习仲勋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不是有意缩小影响，平反的消息要见报，要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他不能出席，是因为要赶着去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开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4个晚上连澡都没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习仲勋答应了第三条要求，4日下午，他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与“李一哲集团”的30人见面、握手。

“李一哲”案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在习仲勋的艰苦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广东11.2万名干部被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保障了外商投资环境，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不要怕听刺耳的话”

卢荻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曾受习仲勋委托，向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转交一封习仲勋的回信。1978年9月25日，麦子灿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说习仲勋对惠州两项治水工程的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还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信的结尾写道：“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10月18日，习仲勋回信给麦子灿：“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

后来，习仲勋还在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自曝来信，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机关局以上负责人转发来信。“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表扬了习仲勋：“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高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随后，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还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说：仲勋同志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耀邦同志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

回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依然保持着爱民之心。1985年11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遇到堵车。前面的开道车鸣起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申明了自己的意见。

梁星亮教授说：“像习老那样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放在心上、融入群众之中，是今天党员干部最需要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话好说，做起来很难。现在很多干部不愿意下去，更不敢下去，因为和群众没有共同语言，没话可说。”

妻子连港澳都没去过

习仲勋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的作风，对妻子儿女影响很大。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有一封习仲勋写给齐心的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然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3年，后来又在珠海、深圳休养10多年，但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对待孩子，习仲勋也从不娇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们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勋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齐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寄宿小学上学，每周回家一次，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从来不用车接送。齐桥桥小学毕业时，报考了北京101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现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她很想上101中学，但是成绩比录取线差了0.5分。习仲勋试探着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没原则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可能为她说情，她明确回答：“考上哪儿就去哪儿。”说完就背上书包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

20世纪80年代，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有一次，齐心对儿女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习近平给父亲的拜寿信

1990年10月，习仲勋开始到深圳休养。他对各族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原想在退下来后到处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却未能如愿。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享年89岁。

逝世前的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米寿”寿宴。家人欢聚一堂，唯独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缺席。不是他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他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传》记载，在最后的日子里，习仲勋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是一个人能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好财富。（《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