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生根开花

听说村东头两家人家又闹别扭了，骆汝霖匆匆赶去。原来，是一家打除草剂时，不小心打到了另一家的农作物上。两家人本来就有些矛盾，这下又有了导火索。骆汝霖来回与双方沟通、说理，磨破了嘴皮子，最终一方道歉，两家人握手言和。

骆汝霖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天竺村5组村民，也是一名网格信息员。50年前，“枫桥经验”在枫桥镇诞生；50年后，这里的人们坚持和发展这一宝贵经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努力将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

不仅是枫桥镇，《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走访杭州、绍兴、衢州、宁波、舟山5地市时发现，“枫桥经验”已在浙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全省各地通过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群众工作，维护群众权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有力推动了平安浙江建设。

及时发现矛盾就地化解

“我家能致富，都是网格化的功劳！”45岁的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干施岙村村民陆苏琴冲着记者喊道。在该村采访时，干部群众对当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都有不少感触，“看热闹”的陆苏琴一时插不上话，顿时有点着急。

陆苏琴说，以前她和丈夫经常吵架，去年七八月份吵得最凶，两人都无法安心工作。后来，她多次通过“网格门牌”上的电话叫来村党支部书记“教育”丈夫。通过村党支部书记调解、讲理，家庭和睦了，陆苏琴的丈夫将更多精力投入生意，今年收入颇丰。

“以前没有划分网格，村民有难题不知道找谁，很多人也没有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陆苏琴说，划分网格后，“网格门牌”挂到每家每户门口，村民有问题就拨打干部的电话。

记者看到，“网格门牌”明确了该网格服务团队成员，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教师、医生、民警、调解员、网格长6人，并附上手机号码。

“通过网格化，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群众难题。”干施岙村党支部书记李斌忠说，实行网格化后，没有一起矛盾出村。

小到一个村庄，大到一个城市，网格化成为浙江省一大亮点。据了解，目前，全省共建网格11.7万余个，落实专兼职管理人员34.6万余名，组建管理服务团队19.8万余支。各地通过网格化，将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居民家中有矛盾纠纷、遇到重大生活变故等情况，网格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及时发现和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诉求多样化，矛盾易发多发。浙江各地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做到及时发现矛盾，就地化解矛盾。

平安志愿者、“和事佬”、义务调解员……浙江各地普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仅宁波市就发展各类志愿者队伍2223支、67万人。这些志愿者来自群众，最了解群众需求和心声，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也得心应手。

绍兴市越城区推广社区党员“和事佬”队伍，昌安社区306名党员组成“306和事佬”志愿者队伍，两年多来化解矛盾220多起，调解成功率超96%。

“昌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老小区，设施陈旧，重新装修、改建引发的漏水问题和子女赡养、财产分割等家庭矛盾较多。”昌安社区党委书记王杏英告诉记者，社区干部只有6个人，想管也管不过来，“和事佬”们通过走走看看、听听劝劝，以拉家常方式，做到问题早发现，矛盾及时化解。

前几天，一户人家装修将管道弄坏导致跑水，楼下邻居家家具被泡受损，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71岁的“和事佬”沈炳水出马，三言两语就把事态平息了。“我年纪虽然大了点，但大家都很尊重老人，我说话还是蛮管用的。”沈炳水笑呵呵地说。

针对当前矛盾纠纷专业化、复杂化特点，浙江各地普遍建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目前全省此类组织达3641个；针对一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时有发生，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战、势单力薄的情况，各地积极构建“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全省建成县(市、区)级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82个。

记者在衢州市衢江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看到，66岁的人民调解员祝炳祥正在这里给一起交通肇事死亡事故计算赔偿金。交通费、安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祝炳祥算得很仔细。之前，他已经做了两个小时工作，安抚死者家属，让双方心平气和地接受调解。最终双方当场签订调解协议。

“‘公调对接’为我们交警大队减压不小，帮了大忙。”衢江交警大队大队长诸葛海峰深有感触地说，以前老百姓来找民警，有时民警接处警找不到，老百姓就不满意。现在好了，有专业调解员投入调解，群众满意，也有效释放了警力。

据统计，自衢江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3年调解交通事故纠纷17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