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南辕北辙的“精神病指标”应当思（3）

结果并不理想。最终登记在册的是12个病人，距离71人的目标有很大差距。黄琳琳说，他们找到领导，去金水区疾控中心开证明，用以证明他们确实只有12个精神病人，无法完成71人的指标。

在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查工作开展后，直到现在，建档登记的一共45人。这与规定指标相差了119人。

45人名单中，16人被登记为在管患者，29人被登记为非在管患者。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症状严重，需要定期随访，后者症状轻，建立一个档案，没有具体的去管理。

“基本上每个社区我们都去问了。”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行政的陈姓负责人说，他们按照金水区下达的实施方案开展工作，并将结果进行了上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指标尽量找。”她说，有多少算多少，完不成也没办法。

在丰产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片医时小琴负责的辖区超过3万人，她却只登记了20来个重性精神病患者，这显然与指标任务相差太远。这位年轻医生一周需要坐诊一天，在不坐诊的其他工作日，上午到辖区排查包括精神病在内的各种慢性病人员，下午就回单位整理造册。

“完成不了任务，我们也只能接受考核。”时小琴说，她认为数据的真实性比考核得分更重要。

对重性精神病的调查，也常常让医护人员遭遇白眼。一些人被查出患有或疑患精神疾病，但家属却认为，医护人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并抵触排查。

在北林路社区，医护人员马培新找到一个病人的家庭时，病人的女儿态度并不友善，她质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精神病的？”

韩明就是在这轮排查时被登记在册的。马培新找到韩明时，他的父母都不在家。马培新递了一颗糖去哄他，才问到了他的姓名，还拍了照片。

马培新说：“其实他这个病，也不能算是重性精神病。”她认为这可能是小时候脑瘫、智力发育不全或者智障造成的一些问题，多方面原因都有。

南都记者访问了韩明的家人。他的家人承认，他们此前曾带着孩子在郑州八院治疗，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在马培新这次造访之后，他们接到了两次询问病情的电话。

在马培新的重性精神病的排查档案中，非在管一栏中，还登记了一名空姐。这名病人告诉南都记者，她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具体表现为很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在八院接受治疗后比以前好多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

“但是为了凑人数，我们还是将她写上了。”马培新说。

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

精神病指标下发后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位基层的卫生服务人员对这个指标表达了不满，“我们社区没有那么多。”

郑州市卫生局负责宣传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他们之所以规定千分之二的重性精神病指标，也是根据原卫生部制定的工作考核评估方案下发的。

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 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这份考核评估方案规定的考评标准其中之一规定，按照20 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 .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

这个考评标准规定的患者检出率的扣分项目是针对省一级而言。按照这份原卫生部制定的考评办法，考评对象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精防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中部省份河南，考核标准下发到郑州，这个规定以地方文件的形式向下规定为2‰，“事实上，我们规定需要查出的精神病人数比上面规定的要少。”这名负责宣传的郑州卫生局人士说。

“文件上定的发病比例太高了。”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黄琳琳说。金水区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冯新生认为，所谓发病率，一般是按照人口普查来的，但社区拥有自己的区域差异。他所在的经五路等省委周边的人群情况好点，但有一些城中村的发病率肯定不一样，不能按照量化指标卡死。“完成1.5‰，应该也算完成了任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