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南辕北辙的“精神病指标”应当思（5）

负责人：指标上下达的任务我们从上级的要求，包括我们文件的规定，都不是强制的指标，而是引导性的指标，便于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一个判断。我们会组织相关专家责任人员，社区卫生单位，按底册，逐一进行诊断复核。

记者也了解到，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讳莫如深，而社区排查“精神病患者”的工作其实是一项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工作。郑州文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翟建芳坦言，千分之二的目标数字，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切实负起责任有一定的督促引导作用，但也仅仅是引导和督促。

翟建芳：我们社区筛查出来49人，实际按国家精神病的患病率统计有30多个人再管。有这方面的那啥，但是没有考核扣分。有些他不愿意说，有个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在八院住院好长时间，一直不愿意让我们管理，到现在都没登记。实际筛查时候非常困难，人家不愿意你肯定没法强制啊。

摊派精神病指标究竟犯了什么错？

在评论这样一起事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至少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我国精神病发病人数确实是个庞大数字。新华网2011年6月16日援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指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郑州市卫生局所称2‰指标低于“上面规定的标准”，后者应该就是以前述数据来确定的。新华网的报道还指出，我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五成，就诊率就更低。这就使得精神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有效管理，病人失控伤人事件屡屡发生；另一方面，这也造成公众对精神病发病人群形成了过当的歧视等排斥情绪，反过来恶化了精神病人治疗恢复的外部环境。

第二个事实则是，政府对精神病患防控的投入长期不足，在许多城市和农村基层的社区管控更是形同虚设。这就让治疗和管理精神病发病人群的责任，悉数转由发病者亲属承担，而许多这样的家庭并无足够财力和相应的约束能力。精神病人失控伤人的诸多事件中，都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事实，可以认为，郑州市卫生局按照上级卫生部门的要求，部署下辖各区、街道、社区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筛查，这项工作的执行落实也很到位，本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只有卫生部门和专业的医疗机构了解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发布情况、各起病例的具体发病状况，才可能对应的做好医疗管理资源的投放，并最终让精神病人纳入治疗管理，减少相关的伤人悲剧事件发生。

郑州市卫生局对这项工作的部署落实方式却是极其荒谬的。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得出“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的数据，是就全国总的重度病患人数得出的相加结果，并不是指每个省份的重度病患数据就是总数据除以省份数的平均值。精神病发病人数、重度病患人数及其分布情况，与人口分布也不存在相关关系。完全可能出现某个省、某个城市发病人数特别多，相邻城市发病和重度病患人数相对很少的现实情况。具体就郑州市来说，每个区县、街道和社区的发病率肯定也不会雷同。郑州市卫生局下达的各小区常住人口2‰的重度病患指标，不仅会让一些小区“找不齐”、“凑不满”指标，无法完成考核要求；而且也可能让其他一些小区形成漏报。

郑州市卫生局的决策思路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平均数”思维。在总量得到确定情况下，“平均数”思维和方法可以带来极高的执行效率，却不可避免出现严重偏差。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秩序之中，甚至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差错出现概率，都会反映出幂律分布的特点，随机性强，呈离散型失衡分布，很难出现完美的均衡分布。平均数思维和方法因此显得毫无意义。即以地震、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为例，“百年一遇”并不意味着在某一年发生灾害后，剩下的99年内都不再存在风险；恰恰相反，单次灾害后的灾害风险更有可能调高。

如果将一个地方的精神病人发病情况作为一项社会风险来评估，决不能先入为主的套用平均数这样的懒汉方法，而必须保证筛查工作的人力投入，做好数据复查等审核工作，以确保获得真实的筛查数据。政府部门应对其他方面的社会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问题，也需遵从风险定律，求真务实，而不能试图走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