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2）

为了把根据地的有限的财力物力都用在革命事业上，1934年1月，毛泽东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并强调，“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为贯彻上述节约精神，中央苏维埃全总执行局还专门作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决定，各党政机关、红军部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两年后，当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时，他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住的简陋窑洞、周恩来睡的草席土炕、彭德怀穿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以及林伯渠戴的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深为感慨之余，他从这些细节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一种独特力量，他称其为“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里大量脱产人员和庞大的党政军机构与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人民群众有限的负担能力，成为了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事实上，不解决这个矛盾，就不能克服我们党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更谈不上坚持长期抗战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经常告诫说：“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为解决这一矛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此后，为了克服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一提案实际上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节约政策。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按照他的这一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积极精简组织机构、裁减冗员，降低财政支出等等。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这一切对于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他还强调，“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还始终把教育干部廉洁奉公与反对贪污浪费当成两件大事来抓。这些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的重要举措，不仅进一步培养了干部的廉政作风，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