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摘要： 新启蒙运动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发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并培育工农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新启蒙”话语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启蒙主体的实践来实现政治的变革。新启蒙运动的这种政治化倾向，也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导致了新启蒙的自我瓦解。

关键词： 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启蒙常常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是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中断。然而从整个中国启蒙运动史来看，启蒙的话语是多种多样的。启蒙内部既有唯物论，也有唯心论；既有自由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虽然以文化联合的形式出现，但马克思主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规定和影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内容与走向，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救亡”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一、文化自觉与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改变政治斗争策略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其思想动因，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文化运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与文化运动的滞后有关。柳湜指出，大革命时期，文化运动落在政治运动之后，“那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个人或政党，即令不忽视文化运动，在事实上也只把文化运动当做一种补充物。……文化变成了简单的标语、口号、公式的宣传，文化失去了本身的任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文化运动，革命文化迅速兴起。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也迅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之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进一步意识到，文化运动必须与中国的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配合、相促进。“伟大的政治运动未发生以前，思想运动应促成它的发生。既发生后，又应迅速的和它配合，赶上它，领导它。”新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36年9月，上海《读书生活》发行了一个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题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的文章，批评中国的新哲学者没有很好地利用文化这个阵地，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也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他号召中国的新哲学者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联合起来，开展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他说：“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始。

新启蒙运动是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开展起来的，它配合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又引导救亡运动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文化”与“政治”、“启蒙”与“革命”之间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五四启蒙运动则是中国大革命的先驱。艾思奇指出，“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文化上的自觉运动和社会上的自觉运动是分不开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法国大革命紧跟着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而爆发出来，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可以说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先声。”何干之也认为，“启蒙运动，在各国革命史上，往往出现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前。文艺复兴是欧洲民主运动的先驱，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哨。这是历史上的教训。”这意味着，新启蒙运动也将承担类似的使命，为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为了论证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启蒙叙事。一方面他们对以往启蒙的局限性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的启蒙运动上溯到戊戌维新运动乃至太平天国运动，但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他们把五四运动视为以往启蒙的典型代表，并认为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需要开展新启蒙运动。正如艾思奇所说：“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呢？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昧，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断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五四时代并未过去，这种认识既与国民党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同，也与中共此前的认识相异，反映了中共自身文化认识和文化政策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