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5）

启蒙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使启蒙运动受制于政治运动，一旦政局发生变化，启蒙运动也随之而变。新启蒙运动发动之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建立。新启蒙运动以文化大联合相号召，在动员全国民众奋起救亡、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相持阶段后，新启蒙运动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新的阶段要求有一种新的文化运动与之相适应。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之后，“理论现实化，学术中国化”就成为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人从此也就很少再谈新启蒙运动。到了1940年，新启蒙运动“在一般社会里似乎却越来越增其漠视，就在较进步的圈圈里似乎也不免！”〖HT6SS〗③作为一场“运动”，新启蒙运动落下了帷幕。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对启蒙的认识和理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们把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作为启蒙的理论基础，建构起一种整合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话语；他们把启蒙作为构建主体文化和培育文化主体的主要路径，将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民众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把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然而也正是因为启蒙的政治化倾向，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实现了新启蒙的自我瓦解。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它以“启蒙”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却在反对启蒙运动核心价值观念中消退；它在思维方式上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的遗产，却在内容上将旧的启蒙运动置于批判的地位；它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的形式出现，却又以两者的分裂而告终。

（作者简介：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