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3）

在新启蒙运动内部，存在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竞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宣称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创建一种“新文化”，并且这种新文化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陈伯达说：“我们认为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同时我们还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我们还要在中国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我们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着重点。”张申府也指出：“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过，陈、张之间对“新文化”的体认是完全不同的。陈伯达心目中的“新文化”是以“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文化，而张申府心目中的“新文化”则是以罗素的哲学为核心的文化。

张申府并不排斥辩证唯物论，但他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和理解与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他说：“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显然，张申府把当时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当作新哲学的正统，并试图把它们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这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新启蒙运动哲学基础的主张大相径庭。陈伯达指出，哲学的历史是反映社会斗争的历史，而哲学内部最重要的斗争从来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是辩证唯物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把他们拉到一起，“乃是绝不可能的，又是对于真理绝对有害的企图。”他还指出，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是“帝国主义时代垂死的资产阶级之毫无生气的哲学思潮”，辩证唯物论则是“如日方升而百战百胜的近代劳动者之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什么‘新哲学’”。

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哲学”问题上的分歧本质上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文化，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新启蒙运动中取得文化领导权。何干之指出，“思想运动的最高盟约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大家一致对外。大家之间都有自由存在，是否需要某派思想推动其他思想前进？领导权是存在的，历史上无论那一次联合阵线的斗争，是少不了领导的作用，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可是领导权虽然事实上存在，但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环境来看，国民是服从真理，并不是服从权威。谁的思想最接近真理，谁在民族抗争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体系最接近真理，自然而然的，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伦。”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由于时代的变迁，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资格。“自由主义，实际上在资产阶级还是进步的阶级时，其自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主导，它是反封建思想的主要武器，不过到资本主义达到了独占的阶段，它自身也就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了。……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却没有主导的力量，自由主义，也当然不能领导中国的思想运动。”

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文化领导权，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就必须要对全体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进行普遍的文化启蒙，不断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中国共产党在新启蒙运动中从一开始就把文化启蒙与文化领导权、主体文化的构建与文化主体的生成内在地结合起来。新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入民众并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把“到民间去”和“大众化”设定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陈唯实指出：“一九二七年后，新的思想文化就在中国开展，在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但是不能否认，过去的新文化对象还只限于少数的前进智识分子，现在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反日抗战与反汉奸过程和思想解放的条件之下，适应大时代和广大民众的需要，把新思想文化在全国民众发生教育的作用，使他们得到新的智识，使他们为了自己与民族社会而奋斗，就是说，新启蒙运动一方面是要启蒙大多数的落后群众，争取他们成为一种可以使用的革命力量，同时爱护和训练无数的前进份子更加切实的前进，把握住现实的需要，不断的战斗下去。”显然，启蒙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而是扩大到普通民众。新启蒙运动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构建主体文化和培育文化主体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