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2）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新启蒙运动既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同，也与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相异。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领导者和理论基础两方面。他们认为，“法国文化上的启蒙运动的任务是由第三身份来完成，但中国的第三身份，因为受了半殖民地性的限制，显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此，新启蒙运动“不能像法国一样只停止第三身份的要求上，眼光必须要看得远大些。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定要把更前进更新的文化纳入考虑之中。”同样，新启蒙运动也与五四启蒙运动不同，“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是以第三身份为领导的，但是到了后一个时期，运动的性质便改变了。到了现在新的文化运动应该是较五四时代为更高阶级的发展，更深入，更扩大，决不是再回复到五四时代去。”这个“更前进更新的文化”或“更高阶级的发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陈伯达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虽然当时已有动的逻辑抬头，但动的逻辑并没有占领支配的地位，占领支配地位的，一般地说来，还是形式逻辑。但我们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动的逻辑却无疑地是占着支配的地位。大革命以来，动的逻辑的逐渐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才使目前新启蒙运动的提出成为可能。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并不隐瞒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又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新启蒙运动的叙述之中。他们强调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民族主义的”，“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民族主义因素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基础。张申府同样强调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他说，“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运动。”正因为如此，新启蒙运动虽然带有强烈的“左”翼文化色彩，但同时又带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特征，表现为不同思想派别的联合运动。

　二、理论自信与主体文化的构建

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大联合运动，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中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说：应该唤起每人的自觉，每人都应当思想，都应当对于所遇见的任何事物，从事批判，每人都应当重新估价一切，都应当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精神的镣铐），从事发现自己的真理。”这一原则同样被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张申府也认为思想自由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并进一步把思想的自由与文化的民主联系起来。他说，“新启蒙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号召文化的民主或民主的文化。”可见，无论是陈伯达还是张申府，都认为“思想自由”应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

尽管各派都认同思想自由的原则，但对“思想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并不是要放任思想的自流，而是要通过思想的自由竞争，达到思想的统一，思想自由只是“引导人们思想走上真理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并不要求参加新启蒙运动的不同派别和个人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马克斯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尽管保持各自的立场，从这些立场上说话。”但对于各派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以“自由”求“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思想自由的真实含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新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化”的评判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