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生育政策调整的路径选择（3）

政策调整的增长效应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转为相对较低增速的常态也是不可避免的。生育政策调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人口红利。不过，未雨绸缪调整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均衡发展乃至长期潜在增长率，仍然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对人口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后，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不足0.01个百分点。但是，在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

根据我们的模拟，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在2030年之后才会显露。以维持现行政策和生育水平的情形为参照基准，通过政策调整，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1.94并保持下去的情况下，203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11.8%，2046〜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5.5%〜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

有两点值得指出。首先，只要引导得当，这个范围内的政策调整不会导致失控局面。具体来说，在实施生育政策的前期，以往行之有效的计生管控措施，可以应用于二胎以上情形；在调整完成并稳定之后，政策着眼于提倡节制生育，完善相关服务体系；随后逐渐过渡到生育自主的政策取向上；在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政策目标则应转向鼓励生育。其次，通过政策调整把生育率提高到更加接近于更替水平(如1.77〜1.94)，是一种最为乐观的设想。根据许多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很可能政策放开却不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那样的话，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应该来得更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