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生育政策调整的路径选择

中国人口转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并对经济潜在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适时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也是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的一个领域。如果稳妥实施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可能为203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

当前的生育政策现状

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结构矛盾开始显现。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负增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大约在2022年，中国总人口将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今后这个趋势将继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22年的18.7%，届时老年人口接近2.6亿。

在此之前，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等各个方面。而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中国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老年事业和养老产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之外，生育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中国生育政策的现状是：实行严格一孩政策的地区包括全国城镇及6省市的农村居民，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35.9%；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19个省区农村居民，覆盖全国人口的52.9%；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地区，包括5省区的农村，覆盖全国人口的9.6%；实行三孩政策的是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覆盖全国人口约1.6%。

此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单独”，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从现状出发，采用分步实行“单独”政策向“二胎”过渡的调整方式，相对偏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