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

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说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要追溯到中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对此，已有很多人论述过。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

我国考古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而文献中所说的“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

按照炎帝和黄帝的传说，证之以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炎黄时代的主要贡献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我国农业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距今约一万年。在原始农业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原始文化。

笔者认为，原始文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文化，当时文字初创，没有文化观和思想体系，是文化源头。中华文化的原创性文化指的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农业与祭祀祖先对中华原创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小米）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主要是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儒、道），构成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

中国史学家侯外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系统地论述：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方古希腊不同，在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权力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君权与父权统一。由此，国家与宗族合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周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伦理范畴：敬天、孝祖和保民，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形成了儒家的礼乐文化体系。“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符合德的要求。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礼乐二者内外相成，密不可分。

漫长的农耕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题：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这和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关系不同，天与人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不是对立，也不是相互排斥），以及人的地位、人的责任和人的特点。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老子》书有“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从自然反观人生，认为圣人立身处世，柔弱似水，谦恭少言，达到“无不为”。

还有，中国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性的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中华文化。从中国地理环境看，东面是浩瀚无边的大海，西部是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昆仑山和戈壁沙漠，西南是喜马拉雅山，北面是西伯利亚，南面为崇山峻岭和海洋。这种地理环境不同于古印度、希腊以及阿拉伯国家，形成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族和文化。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特别是汉族的文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汉书·董仲舒传》）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盛世。

在古代中国，尽管有华夏族和夷狄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理念和政策，但“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观念并存，并且成为有些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自西汉以后，对后来有影响的朝代，也就是国家强大的时候，莫不是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结合比较好并且有显著成效的历史阶段。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21世纪》一书说：“（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能论述其中的一、二要点。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体制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君主集权制度。这种制度阐明皇权中央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强调地方要服从皇室中枢。

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朝廷设左右丞相总理政务，廷尉管刑法，治粟内史管财政经济，太尉管军政，将军领兵出征。秦始皇时期全国分设三十六郡，郡的长官是郡守和郡尉，分管政务和军务，郡以下设县，县的长官称为“令”或“长”。县中设乡，乡中设亭，亭长是最基层的官吏。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至清末二千多年，中国基本上就是上述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衍生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时期与秦代不完全相同，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唐代不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辽金元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统治更加强化，而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至于清代，特别是1759年统一新疆后，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逐渐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朽政权，面对殖民主义入侵，失去了活力与生机，1898年戊戌变法被皇权中的顽固势力扼杀以后，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1911年辛亥革命敲响了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丧钟。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则无从谈起。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曾经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水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有法制，缺少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人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