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十八届三中全会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3）

三、加大政府自身改革的主要内容

下面重点讲一下如何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核心就是放权让利，该市场做的让市场做，该社会做的让社会做，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政府向社会放权，那些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由社会承担。比如说，到了年底，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事情归谁管，工会组织应该发挥作用，本来是工会组织的事情，不是政府管的事情，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跟企业有一个契约，按时给发工资，那都是企业最基本的职责，你不给我按时发工资，违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这种社会组织的相对发展不顺畅。

以工会为例，在很多国家工会就是第三方，第三方就是一个资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平衡，第三方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正，但是在中国，中国工会就是政府，我们各级工会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需要招商引资，需要尽快推动经济实力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加关注投资者的利益，劳动者的利益有时候就淡化了，有矛盾的时候，就会更多的倾向于资方，所以资强劳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最主要特征，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尊重，是中国工会组织没有很好地扮演社会组织的作用。所以社会放权，怎么放，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很明确，这个工作不是政府做的事情，是工会的事情，工会一定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站在资方的角度，维护资方的合法权益，工人不满，把厂房机器砸了，那就是工人的问题，如果老板不给人家发工资，无故扣了人家的工资就是资方的问题，工会组织一定要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不是把精力都关注在资方身上，或者完全关注在劳动者身上，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界限要清楚，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面对巨大的挑战。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字，减、放、管。

第一个“减”，首先是减政。通过减政，转变政府职能。大家知道，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有100多个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机关极大的缩减，总体上是前进的，所以这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28个部委减了三个，变成25个部委。现在的这种中央政府的架构基本到位，但仍然是过渡性的架构，仍然有调整的空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有些部委是可以考虑缩减的，比如我们的计生部门，按照我的理解，消失是必然的，后来他们给我点评，说你讲得很好，但是这句话伤了很多人的心，计生部门过去为什么需要呢？因为这是一种行政管理，千辛万苦的工作，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办很多的学习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可行的，但是走到今天，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早就变成了以服务为主的工作，更多的是提供服务，像这种机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是不是很需要？很需要，现在撤了也是合乎情理。总的来说，还有很多机构是可以考虑撤消一下了。第一个概念就是简政，三十多年来看，进步的轨迹非常明显。

第二是减少行政审批。有些确确实实是该减的，如何科学合理的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有的行政审批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也存在相当多的行政审批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是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政府不应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政府不应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政府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市场经济实行“非禁即入”。过去搞GDP崇拜，经济至上，通过投资，通过相互竞争，特别有些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严格说这里面很多是积极的，特别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很多有积极意义，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这里面有时候方向不对带来的问题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项目，能够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有的项目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问题，环境的污染，资源的耗竭，在中国有几十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通过资源的开发，使城市得到发展，但是资源面临枯竭的时候，后续的产能没有跟上，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第四是减少赋税。今年7月份国务院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大家欢欣鼓舞。减税能够带来市场的活力，这是里根经济学给我们的启示，当今中国的税收，要让企业有活力，就要减税，让企业有更多的积极性，是有利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我们现在搞，“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税制改革，这个税制改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降低税赋的一方面。现在反四风也是有道理的，我觉得对餐饮业，特别对高档的餐饮业，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对人民的健康，对党风的好转，对公务员形象的提升都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放”，政府向市场放权。对市场的尊重，包括对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尊重，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向市场放权，其核心内容是放松管制。例如，放开贷款利率。

政府向社会放权。加拿大有很多的机构人很少，就是网上政府，网上政府非常大，公务员很少，就是权力跟责任相匹配的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去承担，以加拿大为例，它的税收，很多税收通过协会组织，在网上把工作都做了，中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多的工作通过网上去做，如何保证这项工作能够落实，我们长期以来社会组织有两方面的问题，有很多社会组织自身长期依赖政府，把自己变成二级政府，如果是地地道道的没有财政功能，经营很困难，如何通过购买服务来扶持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很尖锐的话题。

中央向地方放权，这次决定，要涉及相当多的关于中央向地方放权的力度，财权与事权怎么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是集权式的体制，很多事情是地方政府做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带来很多问题，特别县一级的政府压力巨大，上面各级政府很多的压力都集中在县级政府身上，他们的压力巨大，但是他们没有多大的财力，所以现在这里面，中央向地方放权，重要的是发挥地方的优势、地方的积极性，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第三个是“管”，最重要的就是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我们前面说了重点是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应当在社会监督之下，改善政府自身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经济方面的工作谈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