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

早在1977年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就把国际关系学界定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深刻剖析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主导权。①

那么，时至今日国际关系研究是否仍然还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大体而言，美国依然掌握

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服务于美国的总体战略安排，但其影响力正处于缩减之中，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与国别特色。当下，随着国际学术分工的逐渐完善、国际关系研究的普及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影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生态与发展趋势。

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霸权，提出了诸多深刻批评，并试图结合本国或区域特色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其中，国际关系研究的欧洲视角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化进程。现如今，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特色日益鲜明，国别特征日趋明显，学术自主性得以彰显，学术话语权竞争也开始浮出水面。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不仅停留于学术层面，也涉及现实利益的考量。作为崛起中国家，中国不仅受到美国的战略遏制，同时也受到了美国话语霸权的压制，崛起合法性遭到了削弱。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独到而又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国际话语，缺乏说服力，无法获得有效认同，也就谈不上话语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地位。

基于完善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谱系，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本文将具体阐释以下三个问题（：1）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之争的表现、基本特征与趋势；（2）美国的话语霸权如何得以构建，具有哪些基本启示；（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不足与发展路径。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之争

“话语权”概念的提出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影响。福柯指出，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工具，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诸如人权标准、恐怖主义界定、人道主义干预以及核武器扩散等方面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话语权之争。与时代的深刻变化相比，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实践资源相比，中国国际话语权相对较弱，其中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而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对一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影响，没有经过学术论证的话语很难得到广泛认可。在西方塑造的话语体系中，“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国际话语都具备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支撑，很难单纯从政策层面予以有效批评。美国的话语霸权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国际话语权一旦确立，就能够强化国家软实力，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一国尤其是大国如果丧失了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话语权不足，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要么失语，要么被扭曲，将严重影响国际形象的塑造，妨碍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政治日益成为话语权政治。近年来，国际话语权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争夺领域。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竞争也日趋激烈。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强调的是各类知识体系围绕影响力展开的争夺。具体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范式（谁研究、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的确立及其影响构成了话语权竞争的基本内容。而学术话语权的构建绝非一蹴而就。任何成熟、有竞争力的社会科学都必须依托于丰富的历史资源、深刻的哲学支撑与完善的学科化进程，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例外。

西方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资源方面可谓得天独厚。现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国际体系源起于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的组织与互动模式。自此，民族国家间的互动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基于对民族国家及国家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欧洲开创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与康德等政治哲学传统，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源泉。这些政治哲学传统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历史进程，孕育出了无政府状态、主权、永久和平等基础概念，开辟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革命主义等理论阵营，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持续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深厚的哲学底蕴又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得到了深入发展。基于解释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构建了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奠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基础。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建制也日趋完善，各类专业学会、研究机构、学术刊物与时事报刊不断涌现。这些意味着国际关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言之，欧美主导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进程，国际关系学深深打上了西方烙印。而作为欧洲文明的继承发展者，美国更是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二战之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全面介入全球政治，基于国际战略与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关系研究蔚然成风，成效显著。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创新、方法导向与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更是起着支配性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的变迁，当前呈现出研究问题与研究话语权严重不对称的局面。随着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派生了诸多西方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的重要问题，很可能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如中国的和平崛起。而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话语的长期垄断，这些问题很难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甚至往往被曲解；同时由于话语权的丧失，本土学界也无法自主地对本土问题做出有效的理论回应并形成本土知识体系。当下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研究无法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有效解释。只有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才能推动理论竞争与创新，完善国际政治研究的知识谱系，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现如今，能够对美国话语霸权构成挑战的当属欧洲国际关系研究。①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萌发，并具有可观的发展潜力，将成为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参与者。②

国际关系研究源自欧洲，发展于欧洲，但随着国际权力中心的迁移，二战之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但无论如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源地与实验室，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自成一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研究取向的背离。研究取向指涉的是价值取舍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是判断该研究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而在研究的顶层设计中，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涉及价值判断，这往往体现为学科的基本假定，例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研究取向能够对研究视角、研究进程与研究结论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关系研究也概莫能外。其中，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不同解读反映了欧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同取向。欧洲学者立足对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大都认为国际关系中虽然不存在中央权威，但无政府并不意味着无序，社会性因素在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学者则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造就了国际冲突，权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手段。于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国际体系是动态演进的，已经逐渐开始从权力政治转向制度合作，倡导全球治理；①而立足于霸权护持的战略考虑，美国学界的大部分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权力政治依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②

正是由于对国际关系所处阶段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欧美在研究取向上的背离，进而导致了研究议题的分化与理论流派的竞争。

第二，研究方法的差异。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尤其注重量化分析。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霸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倡导与推广。非实证研究很难获得美国主流学界的认可，影响力有限。而欧洲国际关系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反抗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思潮，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③

欧洲学者并不认同强调主客分离、探求规律的实证解释型研究，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是一门人文学科，无法加以科学量化。因此，在方法的选择上欧洲国际关系学界主张通过规范方法与历史方法来阐释国际关系的内在进程。欧洲的人文研究及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一家独大的态势。

第三，研究议题的分化。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方法选择的差异导致了研究议题的分化。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最大的受益者，霸权护持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其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坚持国家中心主义。其中，权力政治是美国研究的核心议题，包括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而欧洲基于对自身民族国家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逐渐开始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彰显了国际关系的进化，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全新的理念。欧盟现象已经开始对现有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观、权力观、体系观等提出了挑战，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制度化趋势。当下，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包括制度合作、区域一体化、安全共同体、民主联盟、国际组织等。欧美在研究议题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性；后者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延续性。研究议题的分化体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性，打破了美国在研究议题设置上的主导权。

第四，理论流派的竞争。欧美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与研究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整合为理论流派之间的竞争。英国学派、法国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理论流派。这三大学派各有侧重，但都集中体现了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特色，重视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理念以及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抵制实证主义方法的滥觞。其中，英国学派以“国际社会”为研究基点，核心问题明确、理论体系健全，特色鲜明，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外最成熟的理论流派。而由雷蒙阿隆开创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派则根植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以价值观为依据，区分同质体系与异质体系，阐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准则与行为模式。①

近年来，北欧的和平研究与安全研究异军突起，成效显著，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其中，哥本哈根学派在综合借鉴各类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新视角，提出了安全复合体理论与非安全化理论，在理论上阐明了地区安全的动因，关注欧洲安全结构的变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信心。②

欧洲这三大理论流派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美国学派展开了学术话语权之争。

简言之，欧洲视角的兴起健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推动了理论创新，创造了富有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理论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而随着亚洲国家的集体崛起，国际政治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开始觉醒，深刻认识到当前基于西方历史进程的国际关系研究不足以解释亚洲的国际关系，必须树立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将亚洲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术自觉意识显著提升，研究活力得以初步彰显。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研究要在与美欧等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中获取话语权仍然存在诸多困难。

学术话语权的获取需要苦心经营。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话语权的提升。瑞士、挪威都不是大国，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权却远胜于一般的大国。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主导地位也并不是天然赋予，更非一蹴而就，而是深刻把握了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并予以充分落实。因此，要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首先要做的就是剖析它的构建历程并总结其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