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2）

二 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及其启示

作为一门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美国的话语主导权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存在必然联系。美国战后超强的实力地位使得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主导国际关系的学术进程。美国关注的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则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美国霸权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提供了根本支撑。也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认为国际政治地缘重心的东移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削弱美国国际关系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化。

然而，国家的实力地位并不是决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权的惟一因素。英国也曾长期掌握世界霸权，却并未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的实力固然是其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基础，但话语即权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话语权的获取也需要系统规划、统筹兼顾。大体而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可以概括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可度→话语权。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和高效的话语平台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实力地位都是中国所难以企及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构建必须依靠高度的学术自觉加以规划和经营。因此，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平台三个方面深刻剖析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路径，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

美国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行间实现了密集、高效的学术交流，相互砥砺，围绕美国的核心战略需求，推动理论创新。他们对理论研究有着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具体而言，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如下的鲜明特征：

其一，实证主义精神。霍夫曼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美国学者对实证研究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之道便是科学方法的应用。而所谓科学方法，即价值中立的，并将假设的提出及其检验与经验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美国学者致力于将国际关系建设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他们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领域，明确了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逻辑，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研究范式。以经济学为榜样，他们注重构建简约而有力的理论，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规律性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努力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向“硬科学”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学者的努力，国际关系学科才有了学科自觉，研究者才能够在一套相对统一的话语体系下开展工作并进行交流，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才得以形成，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也由此奠基。

其二，学界与政界联系紧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的互动由来已久，威尔逊总统便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二战结束后，美国实力地位空前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应对种种世界性问题，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如何处理核时代的危机……这一系列难题使得美国政界不得不求教于学界。与之相对应，美国学者在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真理性”和“普适性”的同时也并不否认“经世致用”的意义，积极为美国对外关系实践建言献策，并乐于在现实中证明自己理论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知识的交换逐渐转变为一种职业的方式。①

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自然且常见，并形成所谓的“基辛格症候”（theKissingerSyndrome）：一个国际政治学者的权力背景（或者说与权力的联系渠道）越明显越有力，其思想和学说的影响越大，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地位也越高。②

在学界与政界的互动过程中，美国涌现了一批具有丰富对外实践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如乔治·凯南（GeorgeFrost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Jr.）等，他们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美国的战略需求为导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因如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强烈的“美国中心”色彩，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其三，人才聚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除了著名的德裔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外，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乔治·李斯卡（GeorgeLiska）、约翰·赫兹（JohnHerz）、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等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非美国本土学者。由于哲学思维和个人经历的不同，移民学者不仅带来了新的知识，更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念和视角，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例如，二战期间，摩根索等许多欧陆学者受法西斯迫害移民美国，他们对现实政治残酷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们的推动下，二战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塑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面貌。各国国际关系领域的精英学者在美国的集聚，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话语霸权的又一重要基础。

（二）高质量的话语内容

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为美国话语霸权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根深”还需“叶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话语霸权的确立，关键在于其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围绕着国家间冲突与合作（或者说战争与和平）这一核心问题，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应然”和“实然”的经典论述为起点，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与制度之争”再到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制度与文化之争”，①美国学者建立了一个严密且丰富的理论体系，各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假设与解释路径，并在互相争鸣和融合中刺激理论的进步和创新，理论解释力不断提升，深刻地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在推动理论发展的同时，美国学者还实现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规范化。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在与传统主义的争论中胜出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便致力于通过构建一套完整、系统的科学方法来改变国际关系研究庸俗化和泛化的状况，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严谨、规范的社会科学。这一努力在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达到了顶峰。

华尔兹对理论的评价标准、理论的构建方法以及理论的检验程序进行了完整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这一简约有力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成功设置了一种新的、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标准，提升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总之，多元的视角、强大的解释力和科学的方法成就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性地位。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四次争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标准讲述方式，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足鼎立”几乎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全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居于主导地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然而，美国对国际关系研究话语内容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勃兴与其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求是分不开的，无论三大体系理论还是各种中层理论的构建和演进，无不考虑到美国的战略需要。二战后，美国获取了前所未有的霸权地位，但面临苏联的威胁，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古典现实主义因而占据主导；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霸权面临诸多挑战，国际关系研究转而关注霸权兴衰，现实主义者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衰落必然导致霸权体系的瓦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则强调国际制度在维护霸权体系中的作用，自由制度主义由此兴起；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软权力”理论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则体现了美国学者对单极体系中美国霸权的护持以及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战略选择的思索。简言之，美国不仅支配着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方向和研究方法导向，还主导了研究议题的选择。

（三）高效的话语平台

话语平台是话语的传播渠道，是话语权的载体。美国几乎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所有主流话语平台中都享有优势甚至是垄断性地位。凭借对话语平台的掌控，美国一方面能够使自己的话语内容得到高效传播，一方面也得以限定研究路径和议题选择，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平台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StudiesAssociation）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术团体为目标，并要求其他国家的国际问题学会向其提供年度报告。①

实际上，从该学会的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与其他国别或地区性国际关系学术团体的定位差异。目前，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已经发展成一个代表世界80多个国家，拥有5800多名成员的顶尖国际关系学术团体。②

此外，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还组织大量高水平学术会议，如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年会，每年都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参会，且会议规模庞大，每届讨论小组可达800个以上，代表了国际关系研究顶尖水平，主导着学科的发展趋势。

其次，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关系学术期刊。例如《，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等一系列学界公认的权威性杂志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的核心平台，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关键支撑。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次重大学理辩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都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平台。学术期刊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方向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通过对学术论文的甄选，学术期刊还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研究路径、议题选择和研究方法的界定者，只有符合它们要求的研究才能进入主流视野，产生影响力。据统计，2007年《国际组织》和《国际研究季刊》上美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分别占总数的83.2%和85.4%，欧洲学者则分别占6.4%和4%；在研究方法上，三种理性主义研究（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的理性选择研究以及定量研究）总共占《国际组织》的68.4%、《国际研究季刊》的73.2%。①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主导权。

最后，发达的教学研究机构。霍夫曼指出，与欧洲大陆不同，美国的高校较少受到传统精英教育思维的束缚，灵活性和竞争性强，其多样性保证了优良的专业研究水平。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大学政治系设立较早，发展成熟。美国的大学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基地，美国的教学和研究过程实际上已融为一体；尤其在一流的美国大学，一个教授不仅要教书，而且必须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否则很难在激烈的位置竞争中保留一席之地。②

由于优秀学者的聚集，美国高校国际关系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十分完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充分接触到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的思想观点，在学术争鸣中深化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因此，美国高校不但孕育了高质量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更为美国和世界各国培养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研究人才。当他们学成归国后，自然就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拥护者和传承者。他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同样促进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渗透。除高校外，美国还有众多的社会研究机构，它们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基金会和智库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类机构。美国的基金会数量庞大且资金雄厚，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开展公共外交，成为美国软权力的组成部分，推广美国价值理念；一方面通过课题和项目资助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支持。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等都设有对外交流和学术研究项目。尤其是在资助国外研究者时，基金会往往可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使国外研究者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强化美国的话语主导权。智库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互动的又一重要渠道。美国的主要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中，曾在政府任职的研究人员十分常见。布鲁金斯学会的200多名研究员中有半数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该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曾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进步中心总裁在为克林顿辅选成功后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智库实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许多重要理论都是通过智库这一平台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③

总之，基金会和智库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化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高度自觉的话语主体生产出了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高质量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从而使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得到了学界高度认可；而高效的话语平台则为美国的话语霸权提供了保障，美国高校的体制优势保证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平，基金会、智库的支持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国际化提供渠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只有接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才能在主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学术声誉。而他们所接受的理论以及研究议题也大多带有浓重的“美国中心”色彩。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象征，成为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美国的种种国际关系理论，无不体现美国霸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目的性诉求。①

总而言之，利用话语霸权，美国决定并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本范式。受其影响，国际关系研究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以致理论研究视角愈发狭窄、研究问题愈发琐碎，研究方法不断集中于实证分析，严重妨碍了理论创新。②

因此，打破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