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3）

三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

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推动力，国际关系研究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和成功经验，蕴涵着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其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早已超出现有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但由于西方话语的主导以及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中国无法及时有效地将先进理念与实践转化为国际话语，往往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大体也是如此，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原创理论，更多的是梳理与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以致难以获得国际主流学界的尊重和平等对话的地位。就终极意义而言，科学思维本质上是相通的，但不同的文化底蕴、历史进程等往往会赋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不同特色，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分野就是例证。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确实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其问题与理论都来自异国，不接中国的“地气”，也就无法合理解释中国的理念与行为选择。事实上，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重要假定和内容已经构成经验上的反驳，很可能成为理论创新的增长点。①

随着学术自觉意识的强化，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意识到推动民族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研究对接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如何提炼中国的核心问题，将中国理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实现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学派”的探讨经久不衰。无论对“中国学派”持何种观点，都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性得以彰显。话语主体的确立是实现话语权的第一步。这也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进入了由理论评价到理论创造的过渡阶段。那么，应当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呢？话语资源本身无法等同于话语权，只有把国家实力、文化水平、价值理念与外交实践等提炼、转化为高质量的学术话语，才可能获取学术话语权。立足美国话语霸权的构建进程，结合对外传播学相关理论，话语权的构建机制可以概括为：

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可度→话语权。话语主体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如果学术研究不具备自主性，也就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创造动力，只能拾人牙慧，亦步亦趋，更谈不上参与话语权之争。而话语主体只有创造出高质量的学术话语并通过适宜的话语平台予以有效传播、推广，才可能获得他者的认可，实现学术话语权。一旦学术话语权得以确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指引导向、鉴定评判与行动支配等作用。②

学术话语权能够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向，评判研究成果的优劣并对相关实践产生影响。大体而言，学术话语权所发挥的作用基本接近于范式对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影响。美国话语霸权得以确立的标志就是其研究成为了主流范式，对国际关系研究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自觉意识的提升必将推动中国学界参与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的积极性。要在话语权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根据话语权构建机制，充分完善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提升学术话语的竞争力与认可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谓先天不足，要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充分借鉴成功者的经验。下面将根据话语权构建的具体环节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构建中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话语主体构建初见成效，内聚力有待提升。话语主体强调的是谁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问题的范畴。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某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实践经验，再经由文化表象系统的意义建构而升华为问题意识，最终构建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体系。概言之，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在经验的特殊性中寻求理论的普适性。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进程、文化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差异，研究起点自然不同，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刻认识到研究的自主性。二战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把核心问题界定为美国如何主导国际体系。在核心问题的理论化进程中，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理论与实践得到了紧密结合，创造了得到高度认可的话语体系。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模与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主体意识日益明确，中国视角得以彰显。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认识到打破美国话语霸权，塑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近年来，简单梳理与套用西方理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很难在主流专业刊物上刊发。国际关系类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走出“三大主义范式”的束缚，源自中国的问题意识日益突显。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初步具备了学科自觉、学派自觉与学术自觉。①

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相当滞后，严重影响了学术分工、学术交流与学术评价，从而无法有效整合力量推动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清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行会，在研究主体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但三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引导、规范、整合作用仍有待提升，并且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话语创新意识明显提升，相关探索正在进行，但原创性理论匮乏。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在于话语质量，而话语质量又取决于理论创新水平，尤其是原创性理论的构建。美国的三大主义范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与理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话语霸权。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有所提升，并进行了相关尝试。其中，有两类探索值得关注：

其一，古为今用，借助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历史进程等，构建新的理论脉络，打破西方的“一言堂”，代表人物主要有阎学通、叶自成、赵汀阳等学者；②其二，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资源，构建原创性理论，与西方理论展开竞争，代表人物主要有秦亚青、唐世平等学者。③

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引领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行，但距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还要经历很长一段路程。现阶段，中国原创性理论构建存在两大难题：（1）核心问题缺失。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要构建原创性理论就必须对核心问题的确立达成基本共识。虽然秦亚青提出了关于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但自提出来之后，这一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论证，取得广泛共识，相关理论研究也没有得到有效推进。因此，核心问题的缺失仍然制约着原创性理论的构建。（2）理论意识薄弱。只有对理论的性质、功能、结构、演进模式与评估标准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研究者才可能构建、发展理论。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缺乏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理论意识薄弱，无法系统地将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理念予以充分理论化，推动原创性理论的构建。纵观欧美学派，其原创性理论无不以研究纲领的结构出现，因为任何宏观理论在演进过程中都将遭遇各类反常的挑战，要保障理论的长期发展，就必须设置强有力的保护带，推动后续理论的发展，共同组成研究纲领。因此，没有理论意识的提升，也就无法真正构建原创性理论。

第三，话语平台建设开始起步，但亟待拓展深化。没有话语平台的深化，就无法实现学术话语的高效传播。在学术话语平台建设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可谓相当滞后，话语载体建设严重不足，传播渠道较窄，国际化水平较低。智库、基金会等是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最重要的两类载体，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尤其如此。现阶段，智库与基金会的建设远远不能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提供足够支持。而就传播渠道而言，高校、学术期刊与专业教材最具影响力。当前，设置国际关系专业的高校数量已不少，但在学术传播、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留学生培养上的作为还存在有效参与不足、影响力低下等诸多问题。学术期刊则是学术话语的主阵地。当下除了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国际政治科学》）①

在国外出版发行具有一定国际学术传播能力之外，其余刊物大都只能在国内发挥影响。专业教材对学术话语权的塑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教学中多数采用的是欧美教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教材国际化方面亟待加强。总之，话语平台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竞争力。

第四，受众意识不强，话语认可度较低。学术话语权的落脚点是受众的认可。因此，学术话语的构建、传播都必须考虑到受众能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要成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必须考虑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只有如此特色才能得到认可，产生学术话语权。现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一个误区，即单方面地试图将中国文化精华贡献给全世界，而忽视了今天的世界、国家乃至人类的思想、概念、行为都已经过西方现代性的塑造。这就造成了中外、古今之间的断裂，其他国家就很难认可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以和谐世界为例，西方仅仅认可这一理念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对和谐世界的具体内涵、实施路径与因果链条进行充分论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理念与世界历史进程的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取话语主导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主导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非西方国际关系时也具有一定解释力。纳入中国资源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性的不二法门，但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合理转化，从例外中寻找通则，才能提升学术话语的认可度。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话语权仍然相当薄弱，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匹配文明古国、崛起大国的身份，也无法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影响到了中国国际合法性的建构。下面将结合上述话语权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其一，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现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涵建设主要应包括三方面：（1）强化主体性，提炼核心问题，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从中国自身的现实困惑出发，构建理论内核，逐步催生原创性理论，更好地向世界解释中国，强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竞争力。（2）立足方法论高度，推动理论创新。理论是被创造性地构建起来的，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基本特征，没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研究者就无法找到构建理论的正确路径。科学哲学因其对知识的高度浓缩以及内在的反思、批判精神而具有独到的方法论优势，有助于引导、启迪、推动理论创新。①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有鉴于此。（3）强化学科建制，培育共同体意识。学科建制包括学术队伍、学位点、学术行会、学术评价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长期健康发展，就必须完善学科建制，凝聚共识，树立学术共同体的意识，才可能积聚力量，构建学术话语体系，形成研究特色。

其二，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近期要替代西方话语体系并不现实，但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不能再借西方的话语体系向西方解释、推广中国。国际政治系统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中，因循守旧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系统的演变。②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时空维度在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恰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时期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国际关系必须成为真正动态演化的科学。①

国际关系目前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之中，各类新问题层出不穷，既突显了现有理论有效供给的不足，同时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空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体系进行重新反思，根据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新的时空定位，探索新的研究支点，解读中国的世界观、国际秩序与外交实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其三，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权直接关系到外交话语权的构建。以美国为例，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理论命题无不为美国外交话语中的霸权护持、输出民主、“中国威胁论”提供学术论证，从而提升其外交话语权。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话语权的弱势也造成了外交话语权的不足，无法合理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质疑，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近年来，新型安全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外交话语已经开始发挥出积极作用，但在外部世界的接受度并不高，其概念内涵、适用范围、实现路径等都有待予以系统的学术论证。为外交话语提供学术支持既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国家重大现实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切入点。学术话语权与外交话语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际关系学界应以构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为契机，拓展话语平台，加强政府的引导、智库的策划、学界的论证与媒体的传播，在推动外交话语创新的同时实现理论创新，为世界贡献新的理念。

总之，只有在理论上澄清对话语权的片面认识，明确学术话语权的内涵和本质，结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地实现民族文化传统、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对接，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贡献，打破美国的话语垄断，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提升中国和平崛起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