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产生正是人们把世界3在关照主体以达到自我意识功能异化的典型体现。“上帝之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然而这“并不是说信宗教的人会直接意识到他的关于上帝的意识乃是他自己的本质之自我意识,因为,宗教所固有的本质正是以缺乏这种意识为基础”(费尔巴哈),而这种缺乏正是与世界3的离开个人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过度发挥相联系。这种普遍性品格在达到自我意识方面的异化正是对文化自觉的否定。
社会心理尽管是社会自我意识的“本真”体现,然而作为自发的社会意识具有盲目性;意识形态尽管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然而毕竟“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马克思)。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两重性决定了社会自我意识的实现必然体现在曲折的螺旋式的过程中。片面地夸大社会心理或意识形态在社会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任一片段或阶段凝固化,都会产生拜观念教和制度崇拜。这些都意味着对于社会自我映现所形成的异化,而异化正是对文化自觉的否定。
文化在人文精神中达到自觉
通过对文化两大功能,尤其是对精神性文化两大功能能动性的反思,使文化摆脱异化,从而就能在“自知之明”中回归到自身。这就是文化的自觉状态。
文化世界的发展不存在外在的目的或预设的目标,人是文化世界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根本原因。人是文化世界的本体,尽管并不能由此把人理解为宇宙的中心。于是,文化是否意识到文化中的人本体并是否回归到文化中的人本体,就成为文化是否自觉的根本标准和目标。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世界的精神,体现着对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就其直接涵义而言,就是“世界万物唯人为贵”。尽管人文精神的明确提出是在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然而自从有了人和人所构建的文化世界,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在与超人性的“神性”、非人性的“物性”和反人性的“兽性”的对立和统一中改变和展开其具体形态,从而具体地体现其时代特征。
在对文化“改造自然”和“达到自我意识”两大功能进行反思时,就要看这两大功能所发挥的作用是否与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相符合;如果相悖,那么文化功能的发挥就处于异化状态,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就是不自觉的。由此就意味着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的生命活动受到压抑、破坏和毁灭。
人的生命过程在本质上“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这就决定了人文精神的展开在本质上体现着对自由的追求。哲学意蕴中的自由不仅在于如前所述,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以及“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更在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自由的王国就开始了”。对于自由的追求就意味着人的能力发展或人的全面发展,由此意味着不断地把外部世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即外部必然性与内部必然性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相互结合。于是,人就能进入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的这样一种“物我一体”的自由境界。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境界,然而确是人类的最终价值诉求。用人文精神作为标准和目的来反思文化,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自觉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特定的文化在其两大功能能动性的发挥中,能否在根本上体现人对自由的追求,能否在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作者:陈新汉 上海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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