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关于“话语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透过两个时期的文献研究（2004-2005年的话语权初始期与2007-2008年的话语权兴盛期）可以归纳出四种由于中国自身需求所产生的话语权认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主独立、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国家形象。四种认知反映了中国自身对于其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国际社会、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的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相对而言，西方世界也有相对应的四种中国认识论途径：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社会建构论、软实力主张，四者建构出一种西方了解世界他者的“客观”认识论途径。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思维，除了反映出文化与历史经验的歧异之外，更多表现于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崛起的知识论途径差异，而这种差异限制了不同行为者在外交实践上的不同思考方向、决策途径，而容易导致擦枪走火之冲突。中国要克服因此差异而可能引起的冲突或伤害，不是选择完全的内化“拿来主义”来缩短差距，或是一味地利用所谓的“软实力”来试图改变他者的误解，而是应该进行话语联盟与理论重构，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普世主义”观点承认相对的绝对性与历史文化的差异性。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话语权；国家认同；中国形象

　一 前言

目前在中国的国际关系文献的讨论中，除了某些散落在讨论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可能在新型政治形态中（例如碳经济）及早掌握话语权的文章中可以略见到，而直接对“话语权”或是“话语权”与“中国崛起”两者进行系统性或理论性分析的文章并不多。对此讨论稀少的原因可能在于：（1）“话语权”的概念不是原本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主题（但在其他文献中对文学、法律、劳工权、女权等国内议题的讨论反而较多）；（2）“话语权”的概念只是用来配合其他研究主题的讨论，例如“软实力”或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创新意义”；（3）对于持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立场的中国学者而言，“话语权”并没有如同某些（中国或西方）建构主义者所言具有那么强的解释力， 因而忽略“话语权”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弥补此学术讨论之不足，希冀追溯目前散落于各处的“话语权” 讨论，了解该词进入中国国际关系文献的时空脉络、原因、作用及其重要性。

笔者认为，近年来对于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重视和以往在政策分析上喜欢提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或是国际关系学术圈所呼吁建构的“中国学派”等努力，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相互呼应的结果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政治动机或政策计划所造成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随着中国逐渐与西方接触、与国际接轨，中国学者不断试图以各种方式重新找寻、建构或是定义“中国”的意涵。此种尝试正如同某些中国建构主义者所观察到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过程，其实就代表了一种中国塑造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历程。 同样重要的是，透过话语权的研究，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也同时在关注其自我形象（self-image）或他者认同（other-identity）的建立，即，通过增进话语权来重塑中国形象以改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文假定，中国政治科学文献的讨论与实际政策之间有某种的相互建构与辩证关系，因此，透过研究两个重要的文献时期（ 2004-2005 年话语权初始期、2007-2008 年话语权兴盛期）可以间接理解中国自身如何透过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方式来产生不同的行为论述，并由此发掘可能的理论意涵。

　二 本文研究方法

为考察“话语权”一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圈的时间点，本文以“中国知网”的资料库为依据，时间范围设定在1978-2012 年之间。首先，在资料库母体的选取上，分为“一般文献”与“政治科学文献”。前者文献涵盖的范围包括所有的文学、科学、理工农各种期刊种类，而后者只限定在政治科学的文献范围内（包含三类期刊文献：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军事和国际法）。其次，样本资料选取的方式如下：（1）在“一般文献”资料库中，于“全文”里精确找寻至少出现过一次“话语权”使用的文章数量；（2）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以同样方式搜寻；（3）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美国”一词；  （ 4）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霸权”一词；  （5）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除全文里必须出现“话语权”之外，还必须同时出现“霸权主义”一词。 以上统计结果参见表1。

表1 为笔者利用“话语权”单独或搭配其他相关词汇的数据统计结果。在政治科学文献资料库中编号（2）-（5）所搜集到的结果发现：首先，虽然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话语权”的年份是1994 年，但是最初开始大量使用“话语权”一词的时间点却是落在2004-2005 年。在整体的政治科学期刊文献中，2004-2005 年就有123 篇（200-77）文章使用过一次以上（包含一次）的“话语权”词汇，相较于2003-2004 年的29 篇（77-48）、2002-2003 年的22 篇（48-26）、2001-2002 年的19 篇（26-7），增加4 倍以上。同样的增长情况出现在“话语权”与“美国”两词同时出现、“话语权”与“霸权”或“霸权主义”等词汇同时出现的情况之下。因此，2004-2005 年成为我们观察“话语权”在中国国内开始使用的第一个时间点。其次，使用“话语权”的文章数量增加最多的时间点是落在2007-2008 年之间。例如，以整体的政治科学文献来看，在文章中使用“话语权”一词最多的时候是在2007-2008 年之间，增加了324 篇（837-513），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将“话语权”与“美国”（增加225 篇）或“霸权主义”（增加21 篇）一起使用的情况之下。虽然没有完全适用在“话语权”与“霸权”两词汇同时使用的情况之下（此时为2008-2009 年的71 篇为最高），但是2007-2008 年之间也是该情况，在1978-2012 年间“话语权”增加使用的第二高峰时期（59 篇）。因此，本文将2007-2008 年列为第二个重要的观察时期。最后，“话语权”不论是在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词汇搭配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哪个时期呈现过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从连续两年之间的比较来看，皆未呈现任何明显的减缓使用趋势。因此可以假定，历年来中国学者对于“话语权”概念的使用一直是有增无减的。接下来，笔者就针对选取的这两个时间点（2004-2005 年与2007-2008 年）进行质化分析，检视“话语权”分别是在何种脉络下被提出。图1 至图3 为作者利用“话语权”单独或搭配其他相关字汇数据的曲线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