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2）

　三 两个话语权时期的结果分析

针对中国学者在话语权上的使用分析，笔者认为，检视年与年之间的变化差距会比单看某一年份所呈现的文章绝对值数量更具有研究意义。因此，研究2004年到2005 年之间为何开始第一次有较大增量的话语权文章出现，或许会比研究更早于2004 年之前零星的话语权文章能让我们了解到话语权一词在学者之间集体使用上的意义。2007 年到2008 年之间文章数量与讨论的大幅度增加，更让我们希冀找出背后驱使的原因与逻辑。因此，以下本文将针对这两个筛选出来的时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一）2004-2005 年：“话语权”讨论的初始期

在这个时间段中，笔者针对“话语权”文章进行筛选。筛选标准是先排除文章内容与国际政治或是中国政治关联性较小的文章，例如女性的社会地位、话语权的文学讨论、劳工与农民在社会中的法律地位等，然后便对剩余的文章逐一仔细阅读并做出整理。在2004-2005 年这个时间段中，早期学者们对于“话语权”一词的使用，主要是基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市场化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些背景之上来讨论的。换言之，2004 年开始讨论的“话语权”问题，主要是在处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非意识形态化”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弱化”的问题。在侯惠勤的文章中一开始便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侯惠勤认为，如果将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视为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除去中国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或认知。因为，如果中国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就等同于表示中国将面临“国家安全”的危机，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改革开放成就，绝不会是因为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的结果。其他作者如章仁彪、张其学、戈士国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话语权”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后几位作者跟侯惠勤相比较，虽然同样都是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是不像侯惠勤那样单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有自我主动顺应潮流趋势的创新功能，而是强调如何透过外部力量的努力（如政治制度）来发掘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优势、提升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面前的话语能力。尤其是在戈士国的文章中，除了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之外，也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除了“对抗性”之外的“结合”特性，这使得话语权的讨论由原先强调其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优势，增加了与其差异性的整合力或结合力优势。例如，在讨论到马克思主义如何透过其整合力的优势而巩固话语权，戈士国列举了四项成果：（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2）马克思主义对于万隆会议中“求同存异”原则的贡献；（3）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初步兼容的成就；（4）“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

有别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早期文献所关注的焦点则是从中国的“主体性”或是“国家主权” 来讨论“话语权”。例如，王军认为，中国已经有一系列的中国特色话语（例如“矛盾论”、“三个世界”、“国际格局”），而这些话语也隐含了中国自己的价值观与视角。笔者认为，这不代表中国就已经拥有重要的“话语权”优势，更没有办法借此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当中被西方所认可、获得所谓的“主体性”。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理解“话语权”意义的同时，不仅看有没有“特殊话语”的存在，还要看有没有一套可以令人信服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话语权。这种对于“主体性”的强调在2005 年之后反映在两种讨论上：一种是强调心理建设的方式，通过发扬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来加强对自我的肯定；  另一种则是期望通过物质建设上的进步，比如“发展好自己”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不管何种方式，都将之前抽象的“主体性” 需求转变为具体的建设策略。

2005 年开始的关于“话语权”文献讨论上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将中国“话语权”的意义等同于中国在国际组织或是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这里的讨论中，其评价和衡量中国是否有话语权的标准是，中国是否能够妥善地利用国际资源（例如国际组织或是国际制度）来增加其影响力。 如同傅菊辉一文所提到的，“闭关锁国，不去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其结果只能是逐步被边缘化。政治资源越短缺，竞争力就越差，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低，甚至连话语权也会被剥夺。” 这种讨论，是将“话语权”的存在视为一种战略运用， 而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消长或是主体性的呈现。伴随这种战略性运用所铺陈出来的背景，已经由早期的改革开放、国际接轨的认知，转变为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国学者开始大量使用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 奈（Joseph Nye）所率先提出的“软实力”（soft-power）概念，以此解释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可能不是单靠硬实力来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文献中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是相对于传统军事力量（或是经济）的硬实力（hard-power），而其内涵则是相当广泛，几乎只要是军事或经济力量之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当做是软实力来使用，包括政治力量、文化教育、外交、媒体等。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去检讨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对于“软实力”的定义是否明确，而是强调文献中开始借用“软实力”概念与“中国崛起”、“话语权”两词的关联。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要去面对在西方因为“中国崛起”认知所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攻击，另一方面又必须兼顾到中国自我认同的部分。因此，选用“软实力”这个词（相对于“硬实力”）不会呈现出一种侵略或是霸道的感觉，符合中国“和为贵” 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国际上认同的双重目的。

总结2004-2005 年这一时间段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特点：第一，在讨论的脉络上，最早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基础上，这包括中国现代化与市场化的成就、国际接轨的过程以及对于国际组织的参与。而在2005 年之后，文献的分析背景则渐渐转为以“中国崛起”为基点。第二，在话语权的讨论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与定位成为早期文献关注的焦点，慢慢加上对于中国“自主性”、“主权独立”的探讨。2005年以后则关注如何利用“软实力”来增加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与地位、国家利益，同时增进中国话语权的能力。第三，将“话语权”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作为讨论议题，事实上分别代表了“非物质性”与“物质性”的认知，而对于“主体性”或是“国际事务地位”的要求，则分别代表“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种不同的需求（针对此点，笔者在本文结论中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2007-2008 年：“话语权”讨论的兴盛期

就文章的数量而言，2007-2008 年间提及中国“话语权”问题的文章的确比2004-2005 年间多出不少。就文章质量的变化上来说，2007 年的文章仍沿袭2005年文献的讨论方向，强调中国如何可以利用“软实力”来增进其话语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只是，文献中原本的“中国崛起”背景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和谐世界”，而针对“国际”的情境，也不时加上“全球化”、“全球治理”等概念。至于战略的目标，则加入“负责任的大国”与实践“和平”。这里不完全是说在2007 年文献中所讨论的这些概念，例如“和平”、“全球”，在此之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及过。本文要强调的是，某些在2007 年之前会关切的议题——例如“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话语权”——已经开始减少， 而许多一再提及的概念——例如“和谐”、“和平”、“负责任的大国”等——都与当时的中国外交政策 或是国际关系 有关，并非只是重复使用同样的词汇而已。在理论建构的意义上，首先，文献的讨论仍沿袭之前的关注，希望借由掌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建立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能力。 所谓“提升话语权能力”，就是希望借由理论的语言，有系统地阐述中国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思想，而不是沦为一种“拿来主义”，只能用西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其次，文献中除了强调中国自我创建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之外，更应强调一种“抵抗”或是“批判”的面向。申小翠一文在探讨全球主义时提到，所谓的“全球主义”不过是另一种西方话语殖民的方式：

“把全球化过程在话语上建构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鼓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使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们都把‘全球化’当做一种命定的东西，从而无条件地顺从这种命运的安排；在此基础上，针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扩散的阻碍作用，开始鼓吹‘民族国家过时论’和‘历史终结论’，要么强调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治理，要么宣传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横空出世。萨义德深刻地揭露了这种‘符号暴力’的欺骗性及其功效，‘因为在帝国的背景下，话语权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话语具有一种该死的特点：它曾不只一次被使用过。不但被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使用过，还以惊人的频率多次被现代的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日本人、俄国人使用过。现在，又转到了美国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西方的话语殖民，并不见得一定是指对于中国有负面形象的指称或认识，例如之前所提到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包含了看似客观（例如作为全球一员、利益攸关者）、甚至对中国是称赞的描述（例如“北京共识”）。 因此，中国话语权在此被赋予的任务不仅包括自我认同、自我权利（权力）的建立，还包含打破某种特定的西方二元思维模式、 认清背后的动机、甚至摆脱权力结构的影响。 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国际关系本来就不仅仅只是争夺物质资源的地方，更是争夺、抵抗或是改变某种话语权力关系的场域。

进入到2008 年，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几乎一面倒地通过“软实力”与“国家形象”两者的结合来呈现。同样地，这不是说明之前的时间里都没有人提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 而是要强调，如何树立某种“正面的形象”成为能否建立中国话语权的标准之一。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章都与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或是北京奥运会有关。因为面对西方媒体针对这几个事件正面或负面的报道，让不少中国学者或是分析家重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反过来说，对于话语权的重视，更多的因素是出自于开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视。这个国家形象的建立倒不是强调昔日的马克思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形象，更多的是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负责任大国”、“睦邻”、“和平”甚至是某种独立的“道德”形象。在塑造形象的方式上，除了如同以往强调中国必须把其自身发展的经验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以在国际上形成一套话语之外，文献讨论中还反省到中国应该调整自身的外交宣传方式（ 比如少一点政治味）、媒体的传播力量（ 比如掌握媒体权），甚至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话来表达中国真正的动机或意图，借此建立中国的正面形象。笔者认为，关于国家形象的建立其实预设了两个期待，一个是认为只要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话、只要西方人清楚了解到中国的真正意图，则中国的“正面”形象自然会建立起来；另一个是中西方在形象认定上的分歧只是语言沟通的障碍，因此，通过建立“共同的”话语空间便有可能打破某种的中西方分歧。基本上，针对第一个期待，中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在西藏“3.14”事件的处理、汶川地震的报道以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都显示出中国在建立正面形象上的成就，进而使中国在争夺话语权上有成功的经验。但是，这是否代表是因为话语分歧得到解决所导致的结果，抑或是，这个结果仅仅是中国方面主观的判定，笔者在此都持保留的态度。这就牵涉到第二个期待，是否真能通过创造“共同话语空间”来消除某种中西政治文化的分歧？如果可能，为何某种分歧总是迟迟消除不了？如果可能，到底这个“共同”的基础是要建立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上”（或是更直接地说，就是去学习西方语言然后用他们的话语解释给他们听），还是某种更靠近中国的普世性空间？但是无论是何者，某种程度的分歧都一定会持续存在：一个建立在西方基础上的共同空间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维持目前既有的西方主导的权力结构，而另辟一个新的共同空间则是会造成既得利益者某种权力的相对剥夺感，分歧不可避免、和谐世界也难达成。与其一味追求“共同”，不如强调学习“不同”，让双方去承认与尊重绝对性的相对存在，或许冲突才可能缓减。

总结2007-2008 年这个时间段文献中对于“话语权”讨论的特色，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第一，背景的铺陈中，和谐世界、全球化的描述渐渐取代强调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第二，仍然强调“软实力”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话语权的重要性。但是在2008 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文章借由讨论如何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来反映建立中国话语权能力的重要性。第三，在追求中国话语权的过程中，仍然同时注重物质层面（例如利用国际资源来增进国家利益、影响力或地位）与非物质层面（例如国家形象）的影响，但是以整体的趋势来说，越来越偏向于强调话语权的“非物质”层面影响力。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试图针对最近流行的“话语权”问题进行研究。借由比较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的两个时期（2004-2005 年与2007-2008 年）来观察、比较“话语权”首先被提出的时机点、背景以及之后的发展脉络，解释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思考逻辑与论述， 并理解将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由两个时期的比较得知，文献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通常涉及两个面向：一个是“物质性―非物质性”的追求，另一个是“自我认同―他者认同”的需求。由这两个面向，我们可以得到四种定义“话语权”的标准（自主独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影响力与地位、中国形象）（详见表2）。

在时间的进程上，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时期（2004-2005 年）话语权存在的问题是起源于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检视，同时加上对于中国主权独立或是国家利益的追求。两者都反映出在中国外交政策或是对外关系中一种强烈的自我身份的认同需求。这个需求的功能在于试图厘清“中国”的内涵，以建立中国本身和他者（其他国际行为者，主要是国家）的差异性。第二个时期（2007-2008年）则由一种他者认同的需求所主导，形成一种企图在国际组织或制度中利用提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是改变他者对自我的限制来提升自我的地位或是公共形象。如果再简化这一进程，可以发现最早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是从自我认同中非物质性的需求开始，然后转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与自主概念，再转为他者认同中的物质性追求，最后关注在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由于2004-2005 年是中国政治科学文献中最早开始有大量文章讨论“话语权”问题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最早对于话语权的需求是由自我认同的非物质性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也就是说，这种需求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自我、定义中国的需求，更是有别于单纯地建立国家平等自主地位（主权，sovereignty）、国家利益（实力，power）的现实主义看法。第二个时期（2007-2008 年）为最多讨论“话语权”问题的时期，这个“量”的增加很大的因素是由于中国对他者认同的需求，比如反映在回应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处理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等事件上的报道与评价，而不是关于任何国家间的结构性实力消长。虽然说这两个时期的“话语权”研究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所有的外交行为或是动机，却足够让我们重新检视西方学者各种不同理解中国（行为）的途径。

在表3 中，笔者将原先的四种话语权论述一一加上可能的西方对于中国（行为）认识的途径，则中西方因为认识论上的歧异所可能导致的冲突便一目了然。

例如，在中国重新借着话语权自我检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也牵涉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讨论的政体类型问题。最著名的争论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政体通常较威权政体不易发动战争（或是爱好和平）。虽然“民主和平论”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内也受到许多挑战与质疑，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上，民主价值早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用来借此推广世界和平的一项重要主张。“民主”与“和平”早在西方民众心中划上等号。而中国学者试图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举动，自然而然会成为西方二元思考（比如善、恶二元）逻辑中相对于“民主和平”的“集权（极权）好战”面向。在中国争取独立自主与国家利益的话语权论述上，则是很容易成为西方现实主义者眼中观察与检视中国是否为一个体系现状的挑战者，即，西方学术界常关切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的国家？（Is China a revisionist orstatus quo power ？）对于西方现实主义者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中国终究会是体系的挑战者。对他们而言，中国近年来对于争取话语权的呼吁，只不过是反映出中国崛起过程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国家争取更多物质权力的一种证明罢了。在中国争取国际组织影响力方面，西方的社会建构论者观察的角度则是检视中国在何种情况下借由内化某些西方价值而成为一个国际的参与者或贡献者，而非挑战者或是利益追寻者。 最后，在西方软实力信仰者或是自由现实主义者眼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只不过是学习美国软实力建立的一种模仿，而且其结果目前看起来并不是很成功。  在这种认识论里，软实力被视为是帮助硬实力发挥效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影响他人的行为来达到自身的（国家）利益。

以上四种西方认识论，其实早已经跳脱纯粹的理论层次讨论，而进入到西方政策或现实生活中对于中国崛起的理解。以中国自身的理解和需求而言，中西方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只是文化本质或是语言意义上的差异，而是上升到认识论层次上的系统性分歧。面对这样的分歧，笔者认为，中国或是中国学者的策略可以有三：第一种就是借由改变中国自己来企图求“和”或“合”，比如对内慢慢进行民主政体改革、对外则逐步成为国际现存体系和价值观的遵守者与维护者。但是这种完完全全内化或形式化“拿来主义”的结果，很难不与自身所同时追求的独立自主目标相冲突，并因而导致失败（尽管符合了他者认同的需求）。第二种方式则是借由改变他者观点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与目标，也就是目前大多数话语权讨论中的观点，即，通过软实力的运用来提升国际认同、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此种方式的缺点在于，由于共享同一套话语模式（比如软实力），不但无法成功说服或是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认识框架（四种西方认识论），反而容易帮助西方人将中国所表现出的话语内涵归纳至其原先所熟悉的认识论框架，进而用来检视中国的一举一动。其间所产生的冲突，轻则中国损失一些自主权自由或是利益享有，重则落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口实当中，因而可以正大光明地对付中国。第三种方式则是中国应该在话语权争夺上与在传统认识论上与美国不同的其他国家或区域（例如重视道德与规范的欧洲国家）进行联合，并通过理论的疏理将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进行整合与结盟，迫使某种由美国主导的“普世性”价值转为注重地区差异性、伦理价值与历史经验的认识途径，才有可能让中国自身的认识论显得不那么例外，也就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这也才符合中国常常宣称的“和而不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