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机遇意识

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机遇问题的有关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新运用为前提的，是从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着眼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机遇思想不仅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而且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编者  

机遇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理论周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其中，机遇意识是我党反复强调的。为什么我党如此重视机遇意识，它有哪些重要意义？

庞元正：中国共产党在用机遇思想观察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对机遇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等辩证关系，有多方面的论述和深刻的揭示，所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特别是，党对于历史机遇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中作用的精辟分析，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党在观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对辩证法观点的娴熟运用及其特有的宏观战略目光，为我们抓住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锐利的方法论武器；从邓小平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抓住机遇必须加快发展、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稳定的一系列理论和决策，则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理论周刊：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是否注意到了机遇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哪些具体论述？

庞元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研究，认为作为偶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机遇，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所支配的。但是，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却被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某些机械决定论者阉割了。

理论周刊：马克思关于机遇的辩证认识，是如何被阉割的？为什么会走向极端？

庞元正：苏联著名的理论家布哈林曾经提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偶然性的”。布哈林的这种机械决定论观点长期以来流传甚广。在斯大林时期，布哈林虽然受到批判，但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却一度被推向极端。

量子力学问世之后，苏联哲学界虽然正确地批驳了否定客观必然性的非决定论观点，但却错误地开展了对相对论、量子力学、遗传学、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的批判，而恰恰是这些新的科学成果深刻地证实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证实了机遇在事物发展中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这样，苏联哲学在当时不仅没有把机遇这样一个体现当代科学精神的重要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反而极为错误地把李森科这样一位宣扬“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机械决定论者，视为自然科学中正确哲学的代表。

理论周刊：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机遇的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马恩关于机遇问题的认识的？为什么说这是对机械决定论影响的拨乱反正？

庞元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机遇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它肯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从而给予了历史领域中的非决定论思想以有力批驳；而且在于它肯定了机遇或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存在和重要作用，从而恢复了历史辩证法关于机遇认识的本来面目。

这种新的机遇思想批驳了那种认为“偶然性在事物的发展中只起加速或延续作用”的简单化的说法。虽然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在一定阶段上，一定范围内，机遇或偶然性不仅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而且可以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和发展方向。这既是对机械决定论影响的拨乱反正，也是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抓住机遇，落后可以一跃而为先进；丧失机遇，先进也会转化为落后

理论周刊：历史上是否有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机遇，抓住它就快速发展，丧失它就迅速没落？

庞元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这些历史机遇往往会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的辩证法昭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转化是经常发生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能不能把握历史发展中的机遇。抓住历史机遇，落后可以一跃而为先进；丧失历史机遇，先进也会转化为落后。古今中外，这种事例绝非罕见。

理论周刊：近代中国曾错失过许多次重大机遇，以致逐步沦落到任列强宰割的地步。我们为什么会一次次错失这些机遇？

庞元正：中国近现代由强盛到落伍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丧失历史机遇的沉痛教训。回顾中国历史，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5世纪以后却迅速落伍，以致沦落到任列强宰割的地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超稳态的封建专制制度导致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实现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

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把人类从手工业时期带到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应用以及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往日益频繁，为中国接受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面对世界的这个变化，当时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仍然坐井观天，以“天朝帝国”自居，对世界进步潮流闭目塞听，对国外先进生产力茫然无知，顽固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使中国丧失了向近代化转型的最佳时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发生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紧紧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社会发展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当时的中国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难得的发展良机如同天空的流星转瞬即逝，中华民族坠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深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国内外环境为中国再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时机。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复辟帝制的丑剧结束后，中国又陷入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的境地。就这样，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现代化的重大机遇。

理论周刊：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国家及时抓住机遇而快速发展？

庞元正：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的兴起充分展示了抓住机遇对于民族复兴的重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这就为很多国家加速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西欧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及时地实现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的调整，带动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美国抗衡的新的一极。

我国的近邻日本，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经济几乎崩溃，但由于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

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上世纪60年代初还较为落后，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内部市场吸引，但他们抓住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机会，把外国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与本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源相结合，先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在大量积累资本的基础上又开始发展高科技产业，很快就占领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市场空缺，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从而创造了“70年代的经济奇迹”，已经跻身于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