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中国命运：历程及其反思（6）

当摩西·门德尔松认为，“一个民族的启蒙乃是取决于知识的分量”的时候，他没有认识到道路的选择更为根本。道路关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在近代中国的启蒙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明智地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才最终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启蒙而言，超越西方意义的启蒙，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蒙之路走下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倘若沿着精英主义的路子思考问题，将启蒙的知识“高悬”于人民头顶，深陷于高深的概念体系和抽象的思维框架，而对迫切的现实问题无所触动，也就无益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因此，历史的启示在于，真正引导近代中国启蒙的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找到救国的真理，并将其转化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也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中，应该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推动当代中国的启蒙。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当代中国的启蒙，较之于近代中国的启蒙，其所处的历史境遇、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其宏伟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制度形态丰富人类的文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开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启蒙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哲学家维科（又译维柯）在《新科学》中曾指出：“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维科的这一主张吹响了近代西方启蒙的号角，同时也唤醒了人类对于自身理性的认知，因为它表明，历史是由人类自身创造的，而不是由神创造的，人类能够认识并创造自己的理想生活。近代中国的启蒙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加限制地来张扬人的理性，使其狂妄到极致。杜维明就告诫人们：“现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的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西方意义的启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坚持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就能完全超越西方的启蒙，就能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