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中国命运：历程及其反思（5）

与此同时，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近代中国的几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究竟谁能成为近代中国启蒙的领导力量，同样成为当时的热点问题。

面对民族的危亡，近代知识分子最先觉醒，并以理论的方式实现了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关注。然而，实践证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能够推动思想的启蒙，但是一旦遇到实践的革命，其实力显然受到制约。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西方的启蒙话语主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真正有效地接近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也无法发动这一最为主要的革命力量投身革命。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这点在中国寻求救亡的过程中表现的尤其突出。不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虽然都大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存在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发动群众，更没有调动群众参与社会历史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凡是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只能演变为一曲悲壮的史诗。由此观之，这种由知识精英所倡导的启蒙显然只能做到“小部分人的觉醒”，而无法唤醒“广大的群众”，因而失败在所难免。

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启蒙走上了精英主义的路线。“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但结果是，知识分子却为群众所不屑，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却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

后来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任何一种企图简单地依靠知识分子，走一条由知识精英引导的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启蒙之路的想法，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若一味地只是简单指望群众自我的觉醒，并认为能够由此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想法，亦不是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那种企图通过“史学界革命”、“学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来发动启蒙并实现民族独立的想法只能是高在云端的幻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却具备了当时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东西。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客观充分地认清了中国处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国情，把启蒙不是简单理解为思想的启蒙，而是理解为通过国家和民族的救亡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个体自由和解放的革命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把启蒙不是简单视为一部分人的事业，而是看作以其为核心的全体中国人的事业。因此，不论是在战略上倡导“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措施上主张“建设最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行土地革命”等，都是使得其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得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务不再成为一己之使命，而成为全体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自由幸福的目标。

三、启蒙仍是未竟的事业

明确了启蒙不是简单按照西方模式和思想路径进行的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个人解放和自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启蒙的任务就自然完成了呢？在我们看来，只要中国尚未进入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成熟阶段，我们依然走在启蒙的路上。

较之于1840年的中国，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是，我们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因而，启蒙所追求的个体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也尚值得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依然需要启蒙，需要在超越西方启蒙的基础上将启蒙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