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中国命运：历程及其反思（2）

启蒙所倡导的那些激励人心的口号，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赢得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向往，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近代中国需要这样的理论。但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近代早期启蒙之所以未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没有认清中西方历史境遇的前提下，试图“移植”西方的启蒙模式，却并未深刻洞察到中国的世情和国情。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在重点分析西方启蒙的基础上，对中国意义的启蒙的前提、具体的路径和未来的目标作出新的探索。

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启蒙的核心矛盾。当学者们倡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时候，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人应该回归人自身，即黑格尔所说的：“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因而，在近代西方启蒙哲学家的视阈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才是启蒙的最终目标。而对近代中国而言，其实也面临着类似于西方的问题，只不过要克服的对象不是基督教，而是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儒家思想，是在破解思想统治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因此，启蒙思想一进入中国就受到深深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中国人的欢迎。但是，由于西方列强依仗作为工业革命成果的船坚炮利，使中国在频频遭受侵略中丧失了部分主权，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救亡是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也构成启蒙能否实现其思想价值的前提。在救亡中实现启蒙的时代逻辑，决定了中西方启蒙的路径、任务、目标，其所倚重的主体力量等必然是不同的。

在中国，救亡与启蒙经历着共时态的历史语境。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既要实现救亡，又要实现启蒙，启蒙与救亡共时态的存在，显然是由当时中国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已丧失完整性的主权。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自此以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被逐步纳入西方帝国主义的版图。在国家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境遇下，谈论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缺少政治前提。同样，把中国纳入殖民地盘的西方侵略者，并不想让中国真正进入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议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征服与掠夺。处在西方殖民掠夺中的中国除非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自强，否则根本无法实现人民民主和自由的宏伟目标，所谓的个体权利和自由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中国人自主探索的启蒙之路，其核心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最具代表性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于个体自由和国家富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