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中国命运：历程及其反思（3）

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切前提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离开这个前提，任何发展都只能是空谈。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启蒙与主权国家的建立紧密相关。但作为侵略者的西方国家，并不愿意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他们唯一想造成的事实是，让中国始终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成为原料的供应地和产品的销售地。这也就决定了如果按照西方所指定的路线图，中国的启蒙顶多只是西方启蒙的“翻版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对近代中国而言，不是不要直接实现启蒙的目标，而是缺乏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启蒙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的启蒙必然和救亡紧密相关。

虽然在深层的意义上，知识精英注意到了中国需要启蒙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无法真正跳出“救亡与启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在真实面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时，就只能按照西方启蒙的逻辑和框架来打量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我们看来，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而言，启蒙在本质上就是现代化，就是通过新旧民主革命实现国家主权，从而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开辟道路和确立政治前提。

　　二、启蒙与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

依据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启蒙将以何种思想为指导？将由谁来主导？将选择走怎样的道路？这些构成我们思考的又一重大理论问题。其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和道路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启蒙的过程实则也就是指导思想、道路和领导力量的选择过程，就是各种思想交锋，诸多道路选择和领导力量博弈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启蒙，大致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启蒙到政治文化制度启蒙，再到思想启蒙。如前分析，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启蒙的任务并不是单纯的以西方之思想“启”中国之“蒙”，而是通过民族救亡运动，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此来促使人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何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传统思想，还是以西方理论，抑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历史已经证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选择何种思想作为实现启蒙的指导思想，必然取决于当时“国家的需要”。

在当时的时代境遇下，基于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和旧的制度文化的厌恶，尤其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传入以后，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救亡图存的思路很快就被否决和扫地出门。虽然也经历了诸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的讨论，但很快其声势就在新思潮的涌动中偃旗息鼓，“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救国”几乎成为共识。在此之后，争论的焦点问题迅疾转变为：在中西文明的对话中选择何种西方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和复兴的问题。

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可谓纷繁杂呈，各种思潮涌动并产生激烈的交锋。但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纷繁杂呈：“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现状之复杂。正是在社会动荡不安、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下，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抵制“全盘欧化”为主旨的国粹主义，以“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和个体的平等、自由”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以倡导“阶级斗争”、号召通过革命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竞相登上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