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驱动”阶段之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其特殊性、国情化的一面。相比拉美国家,中国所面临的政策性、阶段性矛盾更加突出。
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之后的百余年里,该地区在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即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型。“拉美陷阱”的重要政治背景是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George J.Gilboy曾在2004年的《中国是否在拉美化》一书中告诫,如在2020年之前中国不能从“拉美陷阱”里逃出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
中国社科院拉美经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较为认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主要诱因有: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结构,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收入分配差距,农业基础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而将以上诸因素归纳便是“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郑秉文将目前已走过的33年改革开放视为从低收入跨越到下中等收入阶段,而未来就是从下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历程,共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从成长驱动力的角度,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
他认为,目前至“十四五”规划前是第三阶段,即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转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属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实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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