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善体制助长民粹主义

2013年，巴西、土耳其和泰国等国都先后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这些国家出现的街头政治，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这些国家大都处于转型期，政治制度尚未稳定成型。二是中产阶层和学生成为走上街头的主要力量。三是社会底层与中层的分裂加剧。

通常，人们总是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归因于贫富差距加大。但2013年出现的动荡，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国家的制度相关。有人观察到这些国家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现行不完善的民主体制给了民粹主义更大成长空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得到确立和稳固，否则，民主化之后，很多制度就难有机会产生和发展。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近期发表的一篇题为《民主不高兴》的文章中，做出了相似的判断。他认为，对这些社会和经济条件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民主的不完美性日积月累地形成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当人们沉浸在摆脱集权的振奋之中时，在经济快速提升时，这些不完美性都是可管理的；而当振奋之情消退，快速增长已成回忆，不完美性就成为紧迫的挑战。

这种不完美性在英国智库莱加顿研究所所长盖德明看来，就是政治治理的不成熟。他最近撰文表示，在分析全球发展的问题时，很多人总是爱用“这是经济，傻瓜！”这句口头禅，而现在应该换为：“这是治理和法治，笨蛋！”根据莱加顿研究所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盖德明指出，世界上“最不繁荣”的30个国家和地区并非因贫穷导致落后，而是因为动乱与失序造成无力创造繁荣。

民粹主义思潮的得势得益于这种不成熟。在一个不完善的体制中，民粹主义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序。其结果是，民主给走上街头的人们提供了通过非民主手段来反对执政者的条件。泰国出现的动乱，就是典型的例子，民主空有其壳。

这一不完善的体制还表现在它纵容和鼓励并且不得不受制于民粹主义。选票决定政治的后果是，当政者不得不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最大的票仓——在这些国家，往往就是底层民众。美国《纽约时报》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分析了印度“正在打造的模式”，称印度议会清楚地意识到明年将举行全国大选，因而投票决定给2/3的全国人口分发补助食品。这项计划可能增加已经庞大的预算赤字，并限制了政府建造扶持制造业所需的港口和高速公路的能力。

这一现象揭示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总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的原因。尽管今年发生社会动荡的这些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尤其是在脱贫方面，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个人收入及其社会福利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近年出现严重失衡。比如，巴西2012年GDP的增幅同比仅为0.9%，人均收入却增加了8%；2001—2012年间，巴西劳动者工资实际增长率为169%，而产值增长仅为1%。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既在于使更多穷人脱贫，更在于使这些脱贫者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能够不断提升。在经济好时，前者或许可以做到——既照顾到底层，又能使中层满足。而在经济不好时，就很有可能出现用切中层的蛋糕去补底层的情况，这势必导致中层的强烈不满，中层与底层由此开始出现分裂。

在西方学者中，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可以说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了中产阶层的问题。他在去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收入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他分析说，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全球市场，原来由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这些工作岗位由此被外包出去。福山在这里讲的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问题，而在出现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原本就更脆弱，危机感更强，也更易于受到冲击。

中产阶层成为街头政治的主要力量，一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参政议政的意愿增强，互联网及其社交媒体给他们提供了更便利的表达意愿的途径；二是因为中产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群体，对政府的要求也最高。

也有学者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是脆弱的，以及良政未能形成的原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尼·罗德里克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大多都是在人均GDP尚未达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巴西制造业的份额在1950—1980年这段时间，仅从12％上升到15％。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巴西就开始了“去工业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印度的情况更加惊人，其制造业就业者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在2002年达到高峰，也不过只有13％，之后便趋于下降。

罗德里克进一步分析说，当年美国、英国、德国和瑞典开始“去工业化”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000—11000美元（按1990年标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开始萎缩的时间大大提前，巴西的“去工业化”开始于人均GDP只有5000美元时，而印度则为2000美元。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当大批就业人口进入低端服务业，将导致服务业的低水平和物价上涨。而更为关键的是，低水平服务业的扩张，将使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更为困难，中产阶级就有可能萎缩而不是逐步扩大。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尔兰茨克认为，全球变化的趋势是远离代议制政府，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幻想破灭的中产阶级。对一些转型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困境在于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而公众对复杂办法又缺少足够的耐心。这些国家的前途可能还会面临颠簸，关键要看能否根据本国国情与时俱进地探索出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