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模式”从一到多的嬗变（3）

五、“中国模式”成为了许多国外共产党人关注的新焦点

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苏联僵化的传统模式而陷入困境之时、当西方资产阶级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弹冠相庆之时，“中国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却在悄悄地崛起，并且近年来已然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国外共产党除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外，在“社会主义模式”研究中关注的新焦点莫过于——既区别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又异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体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习惯称呼。“中国模式”不仅使经济落后的中国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贡献，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多样性、创新性提供了范例。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时，西方世界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动荡，而中国的经济表现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因此，大多数国外共产党对“中国模式”予以高度的肯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进步予以高度的评价。

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绪方靖夫认为，“中国模式”是一条依靠经济力量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谋求政治、社会稳定发展的道路，它的基础是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富裕起来并且享有国际地位。[10]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指出，当前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许多自称民主的国家遭受了失败，而中国经济却仍持上升姿态，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帮助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关键。[11]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腾飞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实参考，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模式”作为它们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榜样，越南、古巴等国共产党还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越南也于1986年提出了实行“革新开放”的政策;中国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南也在2001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目标。

然而，在“中国模式”被国外政界和学界广泛热议和追捧之时，也有个别共产党人发出了质疑之声。在2012年4月结束的印共(马)第20届党代会上，代表们在肯定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成绩之外，也提出了中国模式中的各种问题，包括贫富分化、贪污腐败、不平等和失业率上升等，因而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指出“印度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模仿俄罗斯或中国模式”[12]。

其实，世界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中国模式”的确对中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它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目前为止“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苏联传统单一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及基础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多样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因果联系。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道路在著作中有间接的阐述，可惜他们都未能在实践层面上进行验证和探索。斯大林执政后，不仅没有对社会主义多样化这一重大问题继续研究和探索，反而为了确保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牛耳地位以及在各国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不惜以“老子党”自居，强制他国党服从他的指挥，将己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及他国，犯了重大错误。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挫折之后，各国共产党终于在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们都正在努力寻找着、探索着和实践着适合各党、各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

总而言之，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带给人类的财富和价值不容忽视，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20世纪50、60年代后的发展也让各国共产党人感受到了“单一、僵化”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近年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社会局势动荡等问题的凸显，“中国模式”下悄然崛起的中国让更多的国外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各国共产党应带领本国人民根据具体国情出发，走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发展模式，只有这样，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生机永存、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