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模式”从一到多的嬗变（2）

三、二战后国外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已逐渐显现，现实迫切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制度上进行调整、改革和创新，使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都要适合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地缘环境发展。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除阿尔巴尼亚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但是即便如此，苏共也仍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本国的单一模式、否定社会主义的多样化模式，这种做法的目的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确保其“正统”的旗号，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苏共把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的政党归之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把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当作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而随意加以批判;凡是没有严格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行事，坚持走独立的人民民主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均被扣上“反苏”、“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等罪名加以清洗。于是，曾经威震一时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四分五裂、矛盾冲突不断的局面。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苏联模式、开始探索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国家。南共领导人铁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遵循一个刻板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南共谋求发展异于苏联模式的新制度，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和制度。不过，南共在纠正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的过程中犯下了矫枉过正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推进“国家消亡”的理论前提下实行“工人自治”，为了保障实现“工人自治”不断下放中央权力，削弱党的领导等等，这些做法不仅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更削弱了南共联盟的领导力，损害了联邦内部和联邦与地方的团结，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或多或少地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尝试。1956年波匈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的二届八中全会上，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进行了探索和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多样化的，可能是在苏联出现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人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形式，更可以通过其他形式。[8]匈牙利也提出了要开拓自己特色的“匈牙利道路”，1969年卡达尔还在莫斯科会议上公开提出，今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道路和方式上将呈现出更大的多样化。[8]虽然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走多样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但是由于它们的改革大多没有深入触及体制本身，因而改革的收效甚微。

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外，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共产党人在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应该遵循一种独立的道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首的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奉行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在民主、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其中，长期满足于参照苏联模式、与苏联共产党保持了几十年亲密关系的、被西方称之为“亲苏”党之一的法国共产党，也逐渐恢复和增强了自主意识，开始了独立发展之路。1964年，法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问题。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没有“模式”，强调在一个欧洲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来要有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创造。1982年法共二十四大进一步地强调，不能把一种模式生搬硬套到法国来，也不能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或“反模式”，而要根据法国的实际情况、矛盾和法国社会本身的条件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总之，战后各国共产党根据时代要求和各国实际，建立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还是在对苏联亦步亦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僵化而单一的发展模式注定会“久病不治、必有后遗”。回顾历史，虽然苏东剧变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错误改革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但是单一、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种种弊端也为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四、冷战后国外共产党对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达成普遍共识

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总结了其经验教训，进而强调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特征;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又必然形成各自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色。因此，不同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模式是不同的，不能把某一个国家的道路和模式说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

当今社会主义各国在历史传统、发展水平、资源与市场状况、国民素质、周边环境等方面有显著差异，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国情的差异性，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改革与建设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种共识，越、朝、老、古四国都强调要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应以创造性的精神走自己的道路，不存在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样板;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现成的和完整的模式;朝鲜劳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主体思想”;古巴共产党也认为，应该根据国情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不仅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冷战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2000年修订的党纲中肯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积极贡献，还指出“苏联的成就也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被迫以建设福利国家的名义，为自己的公民实行和扩大社会保障。”[9]此外，它还指出：“在没有路标的道路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和东欧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严重的错误”[9]。巴西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的单一模式是违背科学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讲，科学社会主义在各国是一样的，但它在每个地方的具体实现要考虑地区与国家的特性。秘共(团结)总书记拉弗也强调要从本国的现实出发，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分析这一现实，建设“秘鲁式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冷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传承了“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明确地表达了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立场，并且更加确信：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以色列共产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步骤千差万别，一个国家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社会主义应根据形势变化不断革新和发展，同时不断积累经验和修正错误。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往在苏联的影响下，曾认为苏联模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模式，后经过党的反思，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特点，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共的“超越资本主义”和“新共产主义”、日共“科学社会主义”、美共“权利法案社会主义”、西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主张。

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在苏东剧变后也先后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积极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之路。例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0年成立伊始时还强调坚持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过，在苏联解体后它在总结与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既肯定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反对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俄共声称，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那种失去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脱离群众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