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通过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2）

　　二、“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中等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国家总要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才能跨越到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四个步骤，他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空间上可以是并存的，我把这四个步骤简称为“四部曲”，完成这“四部曲”之后就真正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1.经济增长减速

2012 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2013 年仍然在减速，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将常态化，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有关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当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 7000美元到 17000 美元之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比如当人均 GDP 达到17000 美元时，高速增长经济将出现的降幅大约为年均 GDP 增长率减少 2 个百分点（Eichengreen， et al.， 2011），而我国人均 GDP 正好在 7000 至 17000 美元之间，正处于减速阶段。当然，经济减速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

从人口的角度看，2010 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即 15 至 59 岁之间的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实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这也称之为人口红利。当然，人口红利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贯穿于整个经济增长之中。

在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占 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才促进了资本的不断积累；其次，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打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假设，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种体现；第三，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Cai and Zhao， 2012）。分析发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经济增长减速也就是情理之中。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0 年开始将出现负增长，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345 万人，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也将受到影响，甚至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我们可以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进行解释。潜在增长率，就是指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等的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如果这些能力很强就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这些能力出现弱化，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现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潜在增长率也就出现下降趋势。

如图 1 所示，“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 7.2%左右，“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有可能降到 6.1%左右。这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去年我国经济出现减速，众多分析人士都指出是由于西方在金融危机之后复苏乏力，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下降，出口减少从而减缓了经济增长。但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是潜在增长率。根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去年我国潜在增长率本应下降，而去年的经济放缓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避免做出错误的举措，从而把经济减速这一正常现象变为不正常的经济长期停滞。

2.经济增长停滞

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后，政府自然想到刺激经济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期望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开发等方面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借助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加以推动。但这些政策都是刺激性政策，刺激的都是需求方因素；而如上文分析所述，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因此刺激需求的政策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南辕北辙，甚至往往会造成问题的恶化。

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人为地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不仅会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等问题，还会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背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企业，从而造就一大批“僵尸企业”或者“僵尸产业”。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刘翔的生产要素是人类的生理极限，他的生产率由他的训练水平、团队的科学规划决定，其潜在增长率由此而决定。刘翔可以提高运动成绩，但是受限于自身禀赋和训练情况，即他的潜在增长率是确定的。然而，在现实中，主管部门、各类广告商以及大众的期望，制造了一种需求因素，试图让刘翔达到一个超越潜在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刘翔频繁受伤。

再以日本经济发展的为例，在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候，日本经济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实现了每年 9.2%的增长速度。上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了低点，并且保持了近 20 年的低水平，这期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但没有彻底消失，日本的增长速度降到了每年 3.8%。到了 90 年代以后，日本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速度降为每年 0.85%，并且持续了 20 年，是为日本“失去的 20 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措施，即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而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时，日本人均收入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此时本应该像其他处在新古典增长的国家一样，依靠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的提高来提高潜在增长率。

然而，日本却错误地认为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问题。由于外需无法控制，内需处于饱和，日本政府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拉动投资需求。因此，日本实施了诸如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刺激性方案。这些方案最终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大量泡沫的形成。到了 80 年代末泡沫破裂，大量企业濒临倒闭，而那些被政府救助下来的企业成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又将银行拖累成“僵尸银行”，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了 20 余年。时至今日，日本当局仍然认为需求不足是其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效果将有限。

3.社会问题涌现

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阶段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恶化和社会问题的大批涌现。学者甘洋曾提出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国家，将耗竭全世界的资源，他认为中国应该停在中等收入阶段，在此阶段我们要做好收入分配工作，缩小收入差距（余永定主编，2011 年，第 43 页）。但是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候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以前中等收入陷阱又称为拉美陷阱。在 80 年代以前和 80 年代到现在这两段时间内，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都高于 0.4 的警戒线。也就是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必然有较高的基尼系数，无一例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涌现，最终影响政治稳定。

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虽然存在分配不公的现象，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仍能保持稳定。但是，如果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经济出现停滞，“蛋糕”不再做大，人们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收入分配上。特权阶层自然能分到较大的“蛋糕”份额，而那些分不到合适份额的阶层，收入水平将会绝对恶化，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4.体制固化

收入差距是由收入分配不公所致，而收入不公是由人们的权利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均等决定的。因此，从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看，占有最大的社会资源份额的群体，终将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尝试将经济和社会体制固化和僵化，尽一切可能阻挠改革，最终导致政治的腐败。有些国家认为选举带来的执政能够提高老百姓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但是由于“蛋糕”不再能够做大，既得利益格局也难以打破，竞选政治家们的所有承诺将难以兑现，这些国家政策因此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