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阐释和政治经济学论述当然重要，但这两个步骤实则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铺垫，这大概也就是拉法格将其简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原因之一。而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的问题，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看法相同，那是一个只能描述远景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产生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认识二者的关系需要具有辩证的眼界。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中讲述的“两座城市的故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谓现代社会的“双城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冀望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实则体现了批判和超越当下的哲学精神。晚年恩格斯使这种精神具有更多的实际因素。正如他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指出的：“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8]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杜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是旧的形而上学的杂碎汤，而这种实际的思维使辩证法进入实践领域，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运用策略，是共产主义运动应有的政治智慧。可是，这种论述引起不少争论，我们可以在略览国际学界对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解读中把握这些争论的焦点。

二、“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及其百年论争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撰写的最后一篇政论。他写作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理查·费舍来信说，《前进报》出版社拟将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几篇论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文章结集出版。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写作这组文章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恩格斯在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撰写了一篇导言，并为这组文章起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由于这篇导言言辞激烈，德国社会民主党请费舍致信恩格斯，要他删除这些论述。这个意见让恩格斯反感：“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踏自己的名誉。”[9]401同时，他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绝对忠于宪法”，“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当然，出于多种考虑，除了几处之外，恩格斯基本上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就这样我决不会再多走一步”[10]。

可是，当这篇政论尚未发表时，1895年3月30日的《前进报》发表了该报主编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的社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他未经恩格斯同意就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几段话。恩格斯对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感到愤慨，他在4月2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9]432后来，这篇政论在当年4月出版的《新时代》第13年卷第2册第27、28期连载，这个文本比《前进报》的摘引当然丰富得多，但仍然不是全文。被删掉的主要是关于未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的若干尖锐政治观点，考茨基将这些内容说成是该书的“结尾”，这个“结尾”直到1930年才在梁赞诺夫主持的该书单行本中面世。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先后将这篇文章称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其实这篇“遗嘱”中的主要思想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回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二版序言》、《德国1890年的选举》、《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本中得到了类似阐释。该“遗嘱”的主要思想即应审时度势，利用普选权和合法手段展开斗争。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街垒战和简单突袭的革命时代已经远去，尽管还存在发生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但为了取得革命最后的胜利，须作好必要的准备。包括争取多数农业工人即军队的多数支持社会主义，积极争取选票数的增长，重视议会斗争的舞台。概言之，积极利用合法手段并不等于放弃革命的权利[11]。由于这些观点与暴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经典论述颇有不同，很快就引起各种争议[12]，而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恰是恩格斯要避免的两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