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2）

恩格斯在该文本开篇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而在该段的草稿中还有这句话———“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因而“在当时已经有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恩格斯赞赏法国启蒙学者，因为在他们反权威的头脑中，“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355。但恩格斯深知，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理念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当时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甚至是棘手的问题，他坚信“科学”的现代社会主义必然超越资产阶级社会，而这种超越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从哲学层面看，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国际性格，而辩证法是实现这种国际性格的关键。“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2]691。这种辩证法并非折衷主义，而是以生成的方式面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正如他在1890年8月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693他后来还曾在《德国农民战争》第2版序言的“补充”中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4]636这种研究是在实践中展开的，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形成了“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347。

杜林的影响通过出版《自然的辩证法》（1865）、《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2）和《哲学教程》（1875）这三部著作体现出来，这些著作的优点在于适应工人的认知水平。伯恩斯坦从这个角度肯定杜林的价值：“杜林在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从力求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和这件事实比起来，我们认为，他同《资本论》的作者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5]恩格斯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种分歧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杜林体系取代马克思理论形象的可能，进而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他对杜林的学说做出全景式批判，其意义绝非仅限于恢复了马克思的名誉，更在于确认了马克思学派。正如考茨基所言：“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6]因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以及19世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确认了杜林理论的旧形而上学特征，他认为杜林的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学说缺乏现实性。以这种缺乏现实性的哲学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无用之举。他对杜林哲学的批判以扬弃哲学的方式展开，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以简约的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些论述“实际构成了后来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建构的标准”，“《反杜林论》以及与其所论哲学相关的‘自然辩证法’计划、由其第三篇独立出来的《发展》构成全部‘恩格斯问题’的中心，产生了极大的争论”[7]269。换言之，对“恩格斯问题”的争论蕴含着很多现实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