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5）

这些观点引发的争论是激烈而持久的，为了讨论代议制和普选权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的内容，第二国际于1893年8月在苏黎世召开第三次大会。恩格斯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会议，并为会议发表了闭幕词，肯定了社会主义探索中遇到的新现象。这种态度并非表明恩格斯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而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重审。不研究时代条件的变化，不认识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有害无益。有一个历史细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晚年恩格斯：他在遗嘱中将一千英镑赠给倍倍尔和辛格尔，希望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适合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9]483。

当然，如果因为这些论述和行为，误以为恩格斯的思想立场发生重大偏移，那就实在是缺乏辩证思维了。从他1892年对意大利学者卓·博维奥的驳斥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政治原则：“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3]327争取“普选权”，积极参与议会选举，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原则。更何况，“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9]403。似乎不必指出更多的例证，我们再对照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撰写的导言，就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基本政治原则。

晚年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简要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历史，并指出“马克思派”对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前途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指出尽管工人对共和国的意义缺乏足够的理解，但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脚步。他还在这篇导言中批判美国两党轮流剥削工人的利益，同时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同样可以看到”[2]12。类似的观点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也可以看到，恩格斯所谓“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或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3]509。并非论述议会合理性的铺垫，而是对政治原则的强调。理解晚年恩格斯关于议会制的观点，不能忽略上述阐释。

伯恩斯坦显然忽略或者不愿意强调上述阐释，他认为恩格斯“只说了社会主义是从什么起源的，它表现为什么，但并没有说明他实际上是什么，……把社会主义作为体系来加以说明的解释现在在恩格斯或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事实上是找不着的。……不是方案，不是图样，而是以今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一种运动，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14]453。由于《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手稿保存在他的手里，考茨基要他公布“结尾”部分，但伯恩斯坦借口手稿不在他手上而拒绝了，并指出不必再强调“革命权”，那是“一种给假花浇水的做法”[14]373。关于这个问题，卢森堡明确指出，“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命的机关”是荒谬的，恩格斯这篇文章“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15]。透过这些争鸣把握恩格斯原意，需要解读晚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的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晚年恩格斯的政治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