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4)

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要义(4)

——兼及《反杜林论》与其相关文本解读

通常认为,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而晚年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被他视为“修正”具有合理性的缘由。这些论述散见于多个文本,而《导言》最有代表性。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恩格斯坦率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3]510。而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展议会斗争,使工人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用来对付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这就是议会制和普选制———“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可以说,恩格斯这句话有充分的根据,一方面,在武器日益发达的时代,工人在巷战中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丹麦甚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成功进入议会,“普选权”已“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3]516-517。何去何从?不难选择。

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时代条件变化之后,适时变换政治策略,恰是实现根本政治目的的捷径。这时离马克思逝世已10多年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3]523。这时在有宪政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工人参与议会选举,“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3]411。基于此,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3]524当无产阶级避免在现代战争中作无谓的牺牲,可能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获得胜利的时候,恩格斯乐见其成。

类似的看法在晚年恩格斯的其他文本中也很常见,比如他在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致信倍倍尔:“比利时—奥地利的选举胜利证明,我们是效力很大的酵母,足以使已经开始的发酵过程彻底完成。”[9]154又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二版“序言”中指出:“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3]432-434尽管晚年恩格斯这些观点显得过于乐观,却也不乏远见。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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