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会斗争的角度看,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欧洲得到实现。在他逝世57年后,英国共产党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明确指出:“英国人民能够把资本主义民主变为人民民主,把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的一种产物———议会转变为一个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英国人民的前途就是在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政府。”[17]后来,摩尔多瓦、塞浦路斯和尼泊尔等国共产主义政党在议会斗争中获胜执政。而从革命的角度看,在恩格斯逝世59年后,英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致信中共中央,希望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这段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和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删去。中共中央复信表明不同意这种做法。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在同越共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说:“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18]概言之,无论是选择议会斗争还是社会革命,都是因时因地制宜的考虑,而革命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种种事实证明,晚年恩格斯是一个灵活运用政治辩证法的宽和的智者,在他身上很难看到教条主义的痕迹。晚年恩格斯家中经常高朋满座,他可以用多种语言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对话。应当认识到,政治生活是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共事务,人们需要在政治商谈和论辩中达成共识。正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到晚年恩格斯阐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时性蕴含的思想深意。超越教条主义的革命思维,从实际出发,探寻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充分利用欧洲民主制国家的议会斗争,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在发展滞后的国家进行社会革命,这些思路几乎就是20世纪世界左翼政治走向的预言。这种辩证考量凸显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定,反映了晚年恩格斯政治辩证法的特质,凸显了以辩证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今,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地平线。当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即如何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晚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从两重维度彰显政治辩证法的要义,具有深远的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词源考证[J].承中,译.国际共运史研究,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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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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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M].中央编辑局,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77.
[7]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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