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点
核心问题是公共福利与户籍挂钩
“中国推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可保证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长乐曾数次就户籍问题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举例称，户籍改革，要让农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比如，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出现农民工的“返乡潮”、“外出务工潮”等，这加重了社会乃至个人的生活、精神和国家层面的运输成本。
但中国的户籍制度定了福利、医疗、保险等各种利益，这成为户籍改革的重大阻力。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解决，集中体现在三方面。”黄明坦言，“核心问题在于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挂钩”。
在黄明看来，第二个难点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别较大，需要合理引导”。其中，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东部城市资源优势明显，吸引大量流动人口聚集。这些城市普遍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比较严重，承载压力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很大，但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功能还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不足。
第三个难点是各类群体的诉求不同，需要统筹兼顾。“各类群体高度期待且诉求多元，需要充分尊重并统筹兼顾好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分类分步有序推进。”黄明说。对此，黄明称，“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
事实上，户籍改革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能促进地方经济的活力。“中国目前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所引起的，也与民生政策有一定关联。”徐长乐此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户籍制度最新的改革就能解决该问题。因为，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问题，促进中小型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此举还将推动不少城市产业的优化布局、承接转移等。”改革方向严控大城市放开二三四线城市就改革方向看，未来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落户或都不成问题。但对于一线城市，近日有媒体称，从官方“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收紧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入户制度，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说法看，意味着中小城市户籍有望很快放开，“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可能将进一步收紧”。
有媒体发现，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表述是“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对比看，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变成了“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短期内，或者更长时间，中国都不可能将特大型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的落户放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这也许跟户籍所带有的附加利益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在于，这些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承载力来接纳众多的、优秀的外来打工者。比如，医疗、城市拥堵的交通，甚至是水电煤等最基本的资源。”
“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仍将实行居住证制度。”上述人士说，“但可以改进的是，官方可以让外来打工者尽量与本地人口享受同等的福利。当然，这样的前提也是地方的财政要保持良好的水平。”
“特大城市之所以人口集聚、规模扩张，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发展经营理念。”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称，“原来一直是行政化而非市场化的城市发展经营理念，城市的行政级别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共资源的分配。”解决特大城市的户籍问题，必须改变行政化发展城市的模式，突破地方利益障碍。
还有媒体认为，城镇资源新布局将激发中小城市的活力，减轻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果中小城市的活力真正激发出来，即使收入没有特大城市高，但公共服务水平、空气环境质量都比特大城市好，那么，中小城市就拥有了跟特大城市竞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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