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向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性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这一概括既鲜明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与本质，又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源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

首先，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产生的。进入新时期，我们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目标。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把奋斗目标进一步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奋斗目标就决定了在国家层面上的价值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其次，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和保障自由、追求和实现平等的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在不断推进自由、平等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正和法治建设。我们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出了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这些实践行动反映到社会层面上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

再次，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规范就内化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于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各领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之中，有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离开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核心价值观就会失去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就会变成虚无缥缈的东西。

首先，要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使经济发展成为推动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强大力量。《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

其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让法律体系成为核心价值观生产与再生产的根本保障。要把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能动性、主动性。

再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都鲜明彰显社会主流价值，形成善有善报、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激励效应，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肥沃的生长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壮大于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活动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就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正是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蓬勃发展。

首先，人民群众创造出了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改革开放36年来，人民群众创造出了很多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一些城市创造出了门前三包制度，这一制度因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自觉性、现实性和长期性，在城市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社区服务，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了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其次，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沃土。《意见》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无论是传承体系的构建，还是思想文化的萃取，其主体都应当是人民群众。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