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考数学时,有道题目说 “ 三角形 ABC 三内角成等差数列 ” ,坑了我。我在复习时做过一道题,其中除了这句话,还有另一线索提示哪个是中位角,而不能假定 B 是中位角。考试时我绞尽脑汁寻找另一线索,当然没找到。那时年轻,考试因此慌了,对其他题目也不精心。这道题目,我记了一辈子,曾做梦重新考。二十年后,发现网上有全套考题,一看都好像没见过,只认识这一道考题,不知道谁出的,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大一的第二学期,家里安排悄悄到外地(樟树)中学复读。但期间有人好像觉察到了而威胁我父母要曝光:那时大学录取了不能退学,退学的惩罚比较重。我父母当时并没对我完全说清楚原因,只说不得已要我回大学继续读。因为翘课的原因,我没学过医学生物学和医学遗传学。阴差阳错的是,这两门与生物关系最近的课,却与我三十年后的工作很有关系。
大一完了后,我才缓过来接受现实。大学的课程对我来说最后有些内容有用,但不多,因为我并不准备做医生。 1983 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 1985 年出国。
又一个分水岭
从 1985 年 23 岁前往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算起,我在国外学习、工作、生活了 22 年。 2007 年, 45 岁 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分水岭 : 全时回国到北大任教。
回国参与工作可以推动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一些很明显的问题,即使很小,如果能解决也有意义。正因为中国不如意处还很多,所以才需要更多的人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获得北大校方及职能部门通过后,生命科学学院取得了自主权,随即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用了 5年在学院建立了教授聘用评审体系、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推进教学工作、获得研究经费、新建和改建科研空间,为学院发展建立坚固的框架。学院获得了发展。
由于多种原因,在国外做教授的华人绝大多数尚未回国,即使是人们误以为回国人数多的生命科学领域,原来在国外做过正教授后真正全时到位的估计最多十几 人。一些人在观望,一些人在过渡。 2011 年国内对我们的作法,恐怕导致很多本来犹豫者都退回去了,正教授回国基本很少,被国内的某种心态形成的势力 “ 成功 ” 地阻击。有些人还倒打一耙,怪海外一些正教授没全时回国,其实这种情况正是他们导致的、也是他们希望的。当然国内还有人在努力,即使效果不大。
我估计,在不良势力夹击下,中年千人计划基本不可能还有很大希望。但是,青年千人计划将非常成功,十几年后相关领域的青年千人将成为这些领域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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