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9）

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因为“发展生产力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本质的东西”，更是因为有些别有用心者，他们根本不打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坚持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搞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针对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逆流，这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进一步阐释：之所以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因为搞经济建设必须具备国内外两个条件——只有国际环境缓和，我们才能具备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只有国内环境稳定，我们才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反之，如果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价值观混乱了，中国社会就会再次出现一盘散沙乃至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盘散沙还搞什么建设？什么也搞不成！”。邓小平指出：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政治动力，而要保持这个经济发展的根本政治动力，从制度上说，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把“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上升到政治和全局的层次，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协调的关系。这篇讲话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因此，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展开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增加企业活力，其理论指导是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具体突破点是：充分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将这条道路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举，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归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报告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这个决定体现出的壮士断腕的雄心壮志，将永载史册。但是，改革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所制定的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方略尚不成熟，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比较好地注意在财政与信贷之间保持比例，也没有比较好地注意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密切联系，甚至没有照顾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度造成了探索道路上的挫折，对于这一点，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

实际上，早在1988年10月，陈云同志就对“价格闯关”式的片面发展方式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了“按比例”——即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在“农轻重”之间，特别是在财政与信贷之间要保持适当比例，而从政治上、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等于离开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价格闯关”就会罔顾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那样搞的结果就是没有稳定。如果银行和金融部门不顾国家的财政能力而乱放贷，那就势必造成通货膨胀，财政与金融这两只手配合不好，必然会出乱子。陈云指出：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的重要讲话，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也标志着我们通过总结前进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终于攻克了经济体制改革这道难关。讲话的主要贡献是：其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论断，它将“按比例”协调发展，上升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保持协调的新层次，从全新的角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二，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高屋建瓴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为简明扼要的一句话：“计划经济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