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而自信？（8）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波澜壮阔，历经千辛万苦，今天，中国伟大的事业，离不开千千万万年轻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往开来。对于广大年轻人来说，只有充分了解探索道路上的千辛万苦和曲折艰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感受“每一步”的来之不易，才能深刻地认同这条伟大道路；而只有自觉继承前人大无畏的历史首创精神，才能真正确立起我们的自信。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独创性的，这种独创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六个字：“有计划，按比例”。其中，“有计划”是一切社会主义的“共性”，而“按比例”是中国的独创和中国特色的鲜明表现。

在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所谓“有计划”，也就是指在国民经济布局中有计划、跨越式地优先选择发展重工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选择的普遍道路。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特色在于提出了“按比例”——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大部类，提出这三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同时，更进一步坚持：农业是三大部类的基础，只有粮食增产，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口粮，只有农民增收和扩大消费，才能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并加速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如果只强调“有计划”，而忽视了“按比例”，那就会出现苏联、东欧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一边倒”，这不但会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而且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这样一条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也是很难走得通的。

1951年，陈云同志在《必须十分重视城乡交流》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农民增加了收入，购买力也就增加了，就要向城市购买工业品。这个问题解决了，农民就喊毛主席万岁。这个问题一解决，农民增加了收入，实际上也就推销了城市的工业品，减少了失业工人，减少了失业救济，同时也增加了税收。所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陈云的讲话，进一步地概括了在“农轻重”之间，应该“按比例”彼此促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一条讲的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篇讲话，第一次把“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思想上升到“中国特色”的高度，他指出：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农业，发展农业，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今天看来，提出“农轻重”三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同时又提出按照“价值规律”促进城乡商品交换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核心，而我们后来的诸多探索、创新——包括今天依然称为工作重点之一的“调结构”，实际上都是从这简单的三个字发展来的。我们绝不能小看了这三个字，陈云同志在1979年就曾一言中的地概括说：“‘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是从改革开放时代的1979年肇始的。1979年3月，陈云同志发表了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文章，在重申“中国特色”的基本特征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基础上，这篇文章首次把“按比例”，创造性地阐述为必须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而不仅是此前所强调的在“农轻重”之间保持比例）。文章指出，优先发展什么、着力发展什么、乃至跨越式地发展什么——这当然就需要计划，但是，实现和落实计划，却不应仅仅依靠计划指令、行政命令，在很多时候、在许多经济领域，采用市场的手段——即以利润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价值规律为杠杆——更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长期采用行政命令、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造成我们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还进一步指出，所谓“调结构”，不仅仅是指以前那种着力去保持“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而是必须调整我国经济领域里“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这个“根本问题”。文章还提出了调节经济的两种方式：即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后者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而只有很好地把这两种方式协调起来——这才可以叫作真正的“按比例”。文章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