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2）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不仅仅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还有来自伦理和价值层面的挑战：各大古老文明如何面对自身的传统？当代，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切割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传统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和话语重新诠释传统。

中华文明传承的一个基本资源是经典文献：《四书》、《五经》、历代史书。文明传承的基本方法是经史互释，经无史而不彰显，史无经则散乱。历代士人精英，抒发政治理想、革新政治纲领，都需要从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出发，重新解释经典、重新解释传统。

当下各类作品都试图重新解释传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必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读经典的问题。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思想大为盛行，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受到极大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佛教思想对士人精英的影响广泛。虽然不时有儒家学者排佛之论，如唐时韩愈《谏迎佛骨表》以纲常伦理、夷夏之防来否定佛学，但只能从较为浅层的现实效果来批评，无法从理论深度加以驳斥，因此，无法收拾被佛法吸引的人心。唐代藩镇割据之后，中原秩序再度分崩离析，武人政治暴烈，文脉散落民间，重建政治秩序意味着不仅要抑制军权，也需要复兴儒家思想来收拾人心。宋时，平民士人担纲起复兴文脉之责。他们已经认识到，佛教内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儒家思想偏于世俗，较为朴素，正是不足所在。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将朴素“三纲五常”予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此，才能真正说服精英、教育精英。而儒家经典中，《五经》史论较多，难以进行形而上学论述，而《四书》讲心性，则可以进行思辨发挥。由此，朱熹历时二十余年重注《四书》，使得儒家重新夺回思想领导权。这场斗争，如果从韩愈算起，历经三百余年方获成功。

重新解释传统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中，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明中叶以后，商业贸易勃兴，中美洲白银通过贸易不断向中国流动，白银资本发达，土地兼并加快，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夏言上书请求开放民间祭祖，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惯例。“礼”向老百姓开放，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围绕祠堂，建立大家族的经济共同体，用祠田等来维持共同体，抵御商品经济冲击和流民化的趋势。依靠宗族的力量办学校、修路、兴建小型水利、供养鳏寡孤独。事实上，这是推动以宗族为中心的地方共同体建设，也可称之为明代的“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