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4）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中，还有另一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线索。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并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学习，通过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因素，革除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内容，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和发扬。以严复为例，他早年致力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以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等叙述来摧毁原有的等级秩序。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中国学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内在的冲突。严复晚年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就提到西方“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而更晚一辈的学人梁漱溟则开始系统反思中西文明的各自优劣和沟通交流之可能性，这种将西方文化的冲击看做是传统文化自我发展机会的观点，也为今天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历程的努力指引了方向。

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于，如何应对激进主义消退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衰落后，思想界如何回应历史终结论，如何确定历史的未来。

2.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在全球的影响与两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后期，俄国爆发革命，继而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的诞生对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造成极大的震撼，也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可见的政治实体作为支撑。二战之后，苏联的影响急剧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形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革命似乎就在眼前，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阶段论也成为很多人所尊奉的信条——就像天国必将降临的宣告一般，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影响广大的历史观。而到了1990年代，伴随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也面临挑战。丧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实体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就像失去圣殿的弥赛亚主义，再度蛰伏于地底，默默等待从新的世界体系危机中汲取力量。

从中国的现实看，马克思主义也在丧失收拾人心的作用。在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叙事密切相关：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就像对儒家历史观中三代论的颠倒，共产主义就像大同世界一般令人向往。但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这种塑造新人的动力只能依靠不间断的运动维持。而一旦普通人厌倦运动，回归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就从个体生活中脱离出去，悬浮为一种理论宣传，失去伦理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策调整为对内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对外加入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马克思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制度化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执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下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正面冲击，在日常生活领域也经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侧面瓦解。对普通民众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复杂高深，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感情痛苦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取安慰，民众纷纷向传统伦理靠拢，向各种宗教靠拢，以求内心安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影响力再度复兴，发展势头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