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第一要义是增长动力的转型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从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里，中国的城镇化迅速完成了加速发展阶段的前半段（城镇化率从30%提升到50%），这种举世瞩目的速度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在未来20~25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城镇化率从50%提升到70%），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

在此之前，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花100多年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这种规模庞大、速度极快、“高度浓缩”的中国式道路使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和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一样突出，辉煌成就的背后暗含着不少的问题。在此之后，未来的城镇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前半段积累的突出问题，将在后半段集中释放。如果不能改变城镇化的驱动方式，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性及环境持续性都将受到不利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少数国家在越过50%的城镇化率拐点之后，成功走向了高收入社会，而大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尽管继续提高，却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效率的持久改进，最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率的含义，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它的战略目标和历史意义在于将中国成功推向高收入国家。为此，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注定将会是一条艰难的转型之路。

中国城镇化转型的第一要义是增长动力的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乃至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全球化浪潮、市场化改革和货币化进程三者的叠加驱动并加速的。具体而言，土地市场化改革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并经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效应的放大，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户籍制度的松动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商业的流动，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全球化浪潮和全球产业分工则为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出现了协同效应。然而，从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新格局以及中国自身的约束条件来看，无论是外部的驱动力，还是内部的驱动力，现在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理论上，增长动力转型的本质是要为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之源，最原始的动力通常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在本书《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中，我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保持一致。50%的城镇化率是一个标志性的临界点，在此之前，农村农业人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城市工商业，结构效率极大释放，这通常也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然而，越过这个临界点，一旦城市的主导产业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结构效率提升的速度便会自然下降。

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聚集效应。通常最先是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制造业集中，产生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接着是制造业技术创新推动人口向城市服务业集中，产生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更为重要的是，通常也只有在更多人口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企业家的创新及对技术的生产性使用，也才能进一步促进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的存量规模相关性更大。例如，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市区工作的工人收入通常比小城市的工人收入要高出30%，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区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市区里的美国人平均高出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