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第一要义是增长动力的转型（2）

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同时，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也在城市分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讲，结构效率、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是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如果不具其一，那么城市化就几乎不可能会伴随经济增长。通常，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结构效率居于主导地位，恰当的政策应该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移至非农产业，从而促成生产率的提升。然而，随着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甚至不再增长，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转型的关键

过去10多年，中国在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01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 35%，11年累计创造了近1.5亿个就业岗位，城市就业总量增长了40%。由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仅是城市劳动者的10%左右，这种大规模的就业转换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然而，相对于这种结构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国的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两种效率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例如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另外，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生产中心集中在东部沿海，中国发挥的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作用，真正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世界分工的是海外服务业，例如中国产品出口到海外，使用的是海外的供应链体系。因此，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分工效率并不明显。

展望未来，中国的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潜力巨大，也只有这两种效率逐步提高，才能对冲结构效率自然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具体而言：其一，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来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内陆地区，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广西，现在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且较为显著，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这吸引制造商从中国沿海迁至内陆地区。原则上，这可以说是一种跨区域的制造业重新配置，也是一种对冲沿海成本上升和实现区域间产业分工的必然选择。其二，从城市之间的分工来看，内陆中心大城市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浪潮中是作为中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中心，中低端制造业为了规避高地价和高房价，往往倾向于选择内陆中小城市，使之成为生产和制造中心，从而形成中心城市——外围城市、中心城区——郊区之间的制造业分工。其三，从规模效率来看，未来若能形成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结构，沿海和内陆中心城市的人口聚集、知识溢出和劳动力匹配等方面的规模效应也将逐步显现。

当然，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实现需要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改革仍然是解决这些变动的需要的最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