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涌现、盘活并有效整合现有的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个发展的机遇、应对每一个阻碍发展的挑战。不管你承认与否、学习与否,这个“体制”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分析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指明这一事实在历史上的罕见和来之不易,最后不能不回到“中国模式”这一根本点上。把中国的成功视为“走别人修好的路自然走得快”的观点之所以荒谬,首先在于它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根据。论据的贫乏决定了结论的武断,其否认中国“体制优越”的判断也就必然荒谬。现在包括国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必须正视中国发展和“西方模式”不同的现实,既不能视其为“异端”,也不能视其为“偶然得手”,而必须从中国逐步成熟、完善的中国体制内部寻找其成功的原因。
的确,离开中国内在原因去谈论中国的成功,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一些表象的、偶然的条件,给人一种“幸运”的感觉,而通常的结果则是把中国的成功实际上归结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功劳,中国的成功似乎是印证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别人修路、我们走路”就是一种最坏的外因论。其无法自圆之处在于,如果外部条件相当的众多国家中,唯独我们“能”,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要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就会不断接近问题的真相,回到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这一根本点上。
从最为直观的观点看,似乎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其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外需扩张,通过“中国制造”打开世界市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全球化的机遇为什么别人抓不住、而唯独中国能抓住?再有,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决非中国的发明,此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国家不乏先例。问题在于当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时,为什么许多以“外贸立国”的国家却风光不再,致使中国能独领风骚?因此,问题就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抓住机遇、中国的外需拉动为什么能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这种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当然只能从“国家体制”上去寻找。
从较为流行的观点看,中国的成功似乎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力,使中国得以不断地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抢占先机。但是,起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海外市场却没有丢失?何以还能维持高速发展?答案只能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是孤立地出售廉价劳动力,而是和劳动力的技能及素质提升、国家的产业升级及经济转型同步发展的人的力量展现,因而至今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问题就又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一关键点上,国家政策及其由以制定的“国家体制”便又首当其冲。
从较为贴切的观点看,自然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私有化?每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改革,同时也都需要设置改革的底线。底线的设置既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改革红利”释放的空间。中国的成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释放“改革红利”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根据。比如,许多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国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言下之意这是大势所趋。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从中释放出“改革红利”、更没有推动其城乡均衡发展?这说明,把破除私有化的禁区作为深化改革的攻坚点完全是一种误导。作为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成功的“体制”保障,我们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发挥这一体制优越性的同时不断完善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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