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后面不是秋（3）

中央纪委当时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平反重大冤假错案，复查大量历史积案。邓颖超同志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正如她自己所说，“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是很辛苦的”，“不容易的”。为了健全党规党法，她参与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党内重要法规。这两个法规的颁布，在党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给党的建设带来“一种新的气象”。针对一些人在执行规定中“顾虑多，照顾多，严格要求不够”的现象，邓颖超同志呼吁：“反对特殊化，要从我们每个党员，要从我们领导干部做起，这是要有一点革命精神的。”

中央纪委的工作十分细致而复杂，面对的困难和阻力也很多，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有些同志信心不足，邓颖超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她说，“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能怕麻烦”，“没有麻烦，没有困难，何必要我们共产党！”“我们过去总是讲要迎着困难上，不能知难而退。我们做纪检工作的同志更应在这方面做模范”。

在维护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邓颖超同志更是身体力行，从我做起。她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曾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1978年她曾就身后事的安排以致党中央信的方式写下遗嘱：“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1、遗体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不搞遗体告别。4、不开追悼会。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同志重抄这封信时，又补充说明两点，其中谈到，房子“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邓颖超同志去世后，按照她生前的心愿，工作人员给她穿上16年前她为周恩来同志送行时穿过的一套旧西装；骨灰装进曾经装过周恩来同志骨灰的旧骨灰盒里；她的骨灰撒到天津海河，融入浪涛滚滚的大海中。邓颖超同志的后事安排，折射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和高风亮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正如著名诗人臧克家所言：“她的人格、品德，可从此中寻了。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

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大量心血

邓颖超同志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协助周恩来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她有个愿望，“希望祖国统一大业在两岸老一代健在时打下一个基础，为下一代人开辟出一条道路”。为此，她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

1979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颖超同志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领导各有关方面做好对台工作。

邓颖超同志主持对台工作期间，多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和拟定有关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1981年，她指导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叶九条”）。这个谈话，发展了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尤其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邓颖超同志还组织有关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海运、民航、邮电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的家属曾受到冲击。邓颖超同志组织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协助中央制定有关文件，推动和督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尽快落实政策，认真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期间，邓颖超同志指导成立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各项政策的落实，极大地激励了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的家属积极为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作用、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