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农村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3）

推进规模经营既要重视效率也要重视实际和公平

有人做过调查研究，中国两个收割机的利用效率，从时间和面积来讲，比美国、加拿大农场都好，因为，他不是种自己的地，是给人家种。于是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青岛模式”，把耕、种、收这些环节花钱请人家来弄，这叫代耕或托管。农业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对于农产品的经营主体来说，极大地降低了他的劳动强度。这种形式，全国都有，规模不等。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种模式，就是适度的规模经营加上全面的机械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限制。

几十年内我们大概做不到像其他国家那样，一个农场弄几万亩地，但是努努力，若干年后，百八十亩地大概还是可以的。所以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这“适度”就是指，只能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为各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各地的城镇化带动的劳动力转移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各地的农产品生产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日本这两年也在推规模经营，他们面临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2010年有261万农民工，年龄超过65岁的占到62%，70岁的以上的有80万。当时他们说，再过五年，就没有人种地了。但是政府说，你只要把地租出去，我政府就给你代耕。尤其是安倍去年10月在其施政演说里面专门讲到，要把市町村一级，由政府出面设立土地银行，把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存进去，由银行帮你租出去。

再比如上海的情况，自2007年始，上海家庭农产平均规模是130多亩。但是到2012年，这个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到113亩，现在比那会儿更小了。这就是因为，家庭农产在当地成了个好职业，收入不低。比如，113亩地，一年两季的话，每亩七百五到八百块，一年的收入就有八九万。上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八万块钱，所以搞农业的收入比城镇居民还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你去扩大规模，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规模跟效率很有关系，但是规模跟实际和公平关系更密切。上海松江的书记说，他完全可以搞个两三千亩的家庭农户，每年能有两三百万的收入。那么，到底是搞一个一千亩地、年收入八十万的农场好，还是搞十个一百亩地、年收入八万的农场好？在中国就业问题还这么大的情况下，后一个更好。所以他说，后一种不仅解决了效率，而且讲究了公平。推进规模治理，必须特别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的介入，这对农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前面说的是大田，大田需要大机器来服务，成本高，但是对那些精巧的农产品，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种草莓，如果在增长季节，每户种一亩地的话，会累得要死，可能还忙不过来。这跟规模没有太大关系，规模决定收入，但是对于这些鲜活产品，蔬菜、水果、鲜花、盆景等等，决定其效益的是品种、养殖技术以及营销。

而这三样东西往往都是一般农户没有的，但是如果他们发现附近有，或政府专门培养了一批素质高的农民掌握了这些技能，那么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些技术放大、推广，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受欢迎的鲜活产品的合作组织。

比如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草莓，三公斤包装在一个木盒里，个大、味甜，每盒一千一百多块钱。虽然，中央出了“八项规定”（编者注：指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力求勤俭节约、廉洁从政的规定），但这些商家认为，这是规定是管官员的，企业还是有高档的消费需求。北京有这么多总部企业，有很多商务洽谈，你不能老让人坐着，总得有个茶歇，弄点糕点放上这种草莓，好得不得了。所以，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办法，可以解决三个制约的问题。

再比如国外那些现代化的鸡场，三层高，每一层有鸡笼八千个，只有两根管子和一个传送带，一个管子往里送饲料，一个管子往外送粪，传送带就是鸡蛋，你会看到鸡蛋滚滚而走，一年八亿个鸡蛋。现代化到这种程度，对投资和管理要求都很高，这不是我国一般的农民或很多组织能做得了的，那就得引进社会资本，让工商企业跟农民一起干。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各地生产的农产品品种不同，用一个模式解决不了。刚才我讲的三类：大田的、鲜活产品和规模化养殖，都是公司经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方式，所以要通过实践去检验、去寻找。这个过程将会很长很长，但千万不要着急，我国六十多年来的基本教训，就是着急，一着急就出事，多少年缓不过来。

对待中国农业现代化要有历史的耐心

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讲到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讲到农民工逐步减少，发展现代农业，他用了一个词，非常有分量：“我们要有历史的耐心”。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农业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借鉴他们的成功之处。日本政府从追求土地分配的公平转向追求土地的利用效率用了十八年时间。而我国从开始承包到现在35年了，却还停留在最初的公平，这是一种浪费，我不赞成。

日本从1946年开始土改，1952年完成土改（和我国在同一年完成）之后，全国一共有7500万亩地，有610万农户；时过境迁，到2005年的时候，日本的耕地减少到了不到7000万，而农户减到了400万，少了210万。就是这六十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让日本农民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有点历史的耐心。第一，要像注重新型主体一样去关注农户，因为个体农户仍是最大的经营主体。第二个两类主体都要重视，生产产品的主体，提供服务的主体。第三，就是要有适度的规划，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第四，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他自由的去发展。最后，对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我们要有点历史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