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要有效杜绝应付式清退“豪华官衙”现象（4）

对于清退“豪华官衙”，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由来已久。据悉，我国第一个政府楼堂馆所的“限建令”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仅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就超过10个，而地方文件则更是不知其数了。在2013年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更是对办公用房的管理专门设立章节，并进行了具体的细化。遗憾的是，禁令很多，但效果却很小，除却豪华官衙不断被树立起来之外，应付式清退“豪华官衙”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不断地消解着“禁令”的制度善意。

在一次次的现实探讨中，一个共识也早已达成，而这个共识也屡屡被媒体提及。即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说到底，这便是信息的透明与公开，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毕竟，只有充分的信息公开，才能杜绝一切猫腻的存在，也才会杜绝“第四公”、“第五公”……直至“第N公”浪费公帑的现象。

换言之，对于清退“豪华官衙”，必须纳入法律渠道。毕竟，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只要我们的法律对公务员办公楼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并明确了违反必须付出的代价，且严格执行到位，便会形成天然的震慑磁场，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果真如此的话，又何须突击执法、禁令不止呢？毕竟，回归法律的常态路径，才是遏制“第四公”乃至“第N公”的治本之策。

“清退豪华官衙”更需套上财政“紧箍”

有了“紧箍咒”，其实未必就能降服“孙猴子”。假如认为只需抛出“清退豪华官衙”的政令，豪华官衙之风便能立马刹住，也的确有些过于乐观。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待惯了豪华官衙的官员，对于“清退令”，自然难以心甘情愿，超标官衙遭遇“应付式”清理，也就并不意外。

某种程度上，尽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使用办公房，的确是为了给官衙套上了个“紧箍”，对超标办公房的整治，也的确是动了真格，君不见，办公室加隔断这项业务如此红火，甚至成了不少装修老板的商机。不过，这绝不意味着享受惯了套房的官员，真的愿意放弃豪华官衙的享受。毕竟，有道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吃惯了鲍鱼，多半会觉得鲫鱼的口感不够细腻，住惯了五星级，忽然之间只能住快捷酒店，恐怕也多有不适。既然如此，清理豪华官衙所引发的不适，也绝非可以忽略不计，表面遵从禁令的背后，暗地里想方设法延续过往好日子的小心思却时刻涌动，也就完全不难理解。

现实中，各种“应付式”清理，“避风头”式整改，也的确层出不穷，表面按要求给超标官衙加隔断，但仍是局长专用；虽然为了让人均办公面积不超标，多搬进几张办公桌，但真正的使用者却仍然是一个人。换言之，超标官衙的整改不少成了装模作样甚至“换汤不换药”，一些花费几十万整改的办公室，最终其实并未实现公务节约的初衷，反而成了另一种花钱的借口。

可见，仅仅是对办公房标准上作约束，其实还仅仅是行政指令层面，这一层面的约束，固然不乏上级甚至纪委的监督，要想以有限的行政监督资源实现对所有公务机关执行情况的无缝监督，并对各种障眼法明察秋毫，本就不够现实。而行政禁令式“紧箍咒”，看似自上而下，颇有执行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一种“软约束”，对于实际执行效果的监督，也注定难以不留空子。事实上，对于公务部门的行为约束，固然需要事无巨细，但相比各种软约束，至为关键的恰恰是财务上的硬约束。不难设想，假如公务部门可以动用的资金严格受限，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去使用和维护豪华官衙，例如，推动公务办公用房的市场化，而每年的办公租房费、物业管理费有着严格的预算限制，官员们多半不会自费去享用豪华官衙。当清理豪华官衙加个隔断都可以动辄花掉几十万，暴露出的仍是公款开支的随意与缺乏约束，而公务部门花钱的随意性，恰恰正是催生豪华官衙的根源所在。

一言以蔽之，清退豪华官衙遭遇“应付式”整改，隔断难以真正隔断办公室超标，其实更需反思行政化“紧箍咒”的有限性，而彻底治愈治理办公室超标乱象，其实更需加强对于公务部门公务开支的硬约束，换言之，在清退豪华官衙这件事儿上，财政“紧箍”要比行政禁令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