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民：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探析（3）

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根据群众基础与党的队伍变化的特点，与时俱进，健全制度，改进群众工作方式。

（一）尊重规律，转变理念，树立“四观”。

第一，树立“大群工”观，即群众工作是蕴含于整个政治体系运作之中的过程，党群关系是整个政治体系运转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乃至个人行为都可以影响到党群关系。

第二，树立服务观，即以服务作为党政机关、基层组织的重要功能和业绩考核内容。“服务型党组织”这一口号的原创地在贵州余庆县，当地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关键时刻要在群众中有影响力，依赖于平时对于群众的服务行为。由此，十八大把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定为党建目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几十年，其中遵循的很重要的一项做法是，无论部长还是议员，每周一晚上必须会见选民，而且在任期内，必须把选民走访完毕。当然具体的制度，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但是这种出发点，这种动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民主与依法执政观。民主与依法执政是群众工作应有的基本观念，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近一阶段网络上广为流传，北京平谷区把一个村级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国有的名义划拨给了某公司。为此，村委会将其告到法庭。平谷区区长应诉，并败诉了。当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平谷区区长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政府败诉有什么丢人的，这恰恰说明，区政府、村委会、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地位都是平等的。他并且讲到，大家都看到了，区政府也是可以败诉的，希望大家今后有什么利益诉求，走法律诉讼的正常渠道解决，不要采取过激行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法治思维。十八大明确地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表明，法治能力将成为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事关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四，树立民众权利本位观，即公权力不得与民争利。

（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管理大格局。其中党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内容。如若没有社会组织，就会使得大量的矛盾指向党和政府，因此需要有社会组织缓冲。像美国的沃尔玛超市，105万女工集体诉讼沃尔玛男女同工不同酬，基层法院、地方法院都判决沃尔玛败诉，但是当官司打到美国高法以后，僵持住了。对此，美国各大媒体纷纷预言，高法将会驳回地方法院和基层法院的诉讼，因为沃尔玛败诉了，赔偿金额将是美国历史空前的，足以导致沃尔玛和跟它相关企业的破产，以及上千万人的失业。但在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不需要美国政府，也不需要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干预，其中就是美国的几大妇女组织、高法，以及美国商会，这些社会组织进行利益博弈，由此缓冲了社会矛盾，这对于我国很具有启迪意义。同时，我国社会组织也需要规范，就是要以法律规范其行为，以社会监督它们，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

（三）公正协调利益关系。

社会政策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存的大事，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会参与讨论。这里，民主决策，给各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是第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一环节，就没有机会与过程的公正，这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从党的领导视角来看，改进党的决策方式，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更是党的职责所在。帕累托最优原理，是在调节利益关系中，千万不可以忘记的，就是要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并且要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也许这会导致决策过程更复杂些，利益博弈更激烈些，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会相信我们是公正的，这说到底，还是体现不与民争利。

（四）建立新型的沟通机制

沟通的实质是明确各沟通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此关系，这在利益多元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传统的沟通方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上级认为有必要时以座谈、调研等形式自上而下沟通，而新型的沟通机制是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沟通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互为主体。从全社会来看，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是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对话协商可以在中央、地方、基层多个层面展开。在基层，近年来出现的基层大调解、社区纠纷调解机制、民怨化解机制也属于对话机制的一部分。

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在我们国家，个体层面有，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包括某些二三线的城市，在很多社区里面有诸如纠纷化解室、矛盾调节室，还有法律咨询室，这都是化解个体矛盾的一种对话协商。很遗憾，作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对话协商机制，我们还远远不够。举一个例子，广本三次罢工，都是为了提高工资。其中的工人提了一个口号，工会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会。工青妇本来是党的助手，来做群众工作，现在群众不要你了，理由就是你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一是工会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工青妇代表谁就得表达人家的利益诉求。二是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在和资方谈判，谈不下去的时候，谁来协调？翻看人类公司发展的历史，一开始都是劳资矛盾无比尖锐，阶级斗争，捣毁机器、捣毁厂房，但是到后来，逐步地规范化。劳资发生矛盾，双方博弈，恰恰是在博弈不下去的时候，政府出面协调，最后才走法律渠道。很遗憾，对此我们的一些党组织和政府却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全世界对于政党功能的定位，首要的都是整合民众利益，实在搞不成了，就打官司，但是党不能轻易地放弃这种整合功能。对于协商民主，指的就是各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共同协商做出决策。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基层已经有一些创新，比如温岭民主恳谈会，河南邓州市“四加二工作法”，还有人大开门立法。

另外，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这也是一种沟通机制，这一口号的原创地就是云南孟连，这次十八大报告也提了出来。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的新经验，在它的原创地出现的时候，都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所以效果很好。但是，如若我们一刀切地将其推向全国的时候，那就需要深思。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小城市和大城市以及特大型城市不一样；白领、高科技精英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也不一样。因此就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平台、一系列的制度，比如上海杨浦区实施的“一线工作法”就是如此，只有一系列的后台制度配套，才能使直接联系群众发挥最大的效应。

（五）提高领导者的“领导”素质。

一是分清领导党组织内部与领导群众的不同方式。群众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行政下级，领导群众的方式应有所不同。二是不以权力的方式面向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习近平同志曾说过，现在有一种现象：与新社会阶层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就是说你的服务对象是谁，你就得了解人家，你才能够以说服为主，才会有针对性，但是对于违法的还得依法制裁。三是在群众中结交朋友。周恩来把“领导群众，结交朋友”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有的素质。四是“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这是一种境界，和群众打交道，人家误解了，甚至推推嚷嚷，搞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偷着踹了你两脚。但是下一次群众办事，只要要求合理合法，我们还得帮助人家，这就要求必要时忘记个人所受侮辱。周恩来就是这种人，他是典型代表，文革期间，红卫兵扬言要冲击人民大会堂，他就站在大会堂门口说，谁要冲进人民大会堂，就从我身上过去。这是种什么境界！五是“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就是要树立危机意识。有的人老说自己官小，不作为甚至胡作为，官小也能出大事。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乡镇长，农民到乡政府来办事，走错了房间，用他的杯子，随口喝了一口水。为此，他跟人家发生口角，并演变为拳脚，最后一个电话让派出所把那个农民给拘留了。这个事就上了网，进而演变为网络性群体事件，这比实体性群体事件还要可怕，由此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很大影响。六是提升内在素养，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等等。

（六）工作方法、手段——灵活、多样、权变。群众工作方式千差万别，从大类上讲，用不同标准衡量，可分为权力与非权力方式、民主与法制的方式，等等。从具体方法上讲，可以具有手段多样性（制度、组织、文化等），形式现代化、大众化等特点。但所有的方式方法，无非激励与惩戒结合、教育与制度约束并用、自我管理（社会自治）与国家管理并存，等等。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充分运用高科技时代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如互联网留言版、热线电话等，及时了解群众意见，排查矛盾，解决群众困难。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最终还得依赖各级领导机构的重视，因此，关键在领导。

（七）进一步强化各级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作用。党代表、人大代表是联系执政党、公权力与民众的桥梁，代表们可以在群众工作中起到制度化表达群众意见、调节社会矛盾等作用。对此，有些地方做得还不错，像深圳蛇口就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三者共同组建成工作室，每周都有会见，并且有明确分工。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对于群众工作具有极重要意义。群众往往通过身边的领导者、党员来判断党的性质，评价党的工作。如果群众对党风廉政不认可，群众工作就会无效。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于长期执政的党尤为重要。实践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域，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众，以社会权利的实现来解决党内监督体制薄弱的问题，在群众监督中获得群众认可。

总之，群众工作事关党的群众基础是否会流失。在今天的背景下，社会的群众基础变了，党自身也变了，需要我们有一个大的转变，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需求。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