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民：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探析（2）

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条件与党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我们有条件做好群众工作。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巨大提升，为党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就社会保障而言，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逐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度，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就基层管理而言，党的基层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基层大调解机制开始形成。应该讲，我们今天做群众工作，理论上、事实上都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条件、更高的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的两端——群众和党的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更为复杂、难度也比过去更大。

先看群众。党执政多年来，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其主要特征：一是代际更迭，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早在50年代，我们党执政初期，群众基于翻身当家做主的一种淳朴的情感，拥戴我们的党。在西柏坡的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个农民给毛泽东写的信，讲他自己分配到的土地，非常高兴。现在下大雪了，问毛泽东有没有皮袄、皮帽子，并给毛泽东寄来皮帽子。这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淳朴的感情。可是几代人下来，不一样了。就是群众对党的认同已经从一种情感认同转到了法理认同，已经不是那种感恩了。换言之，你干好了，是应该的；你干不好，就不应该。这种心态一方面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对于执政党来说，又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二是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改革开放前，社会号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后来，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今天社科院统计说，中国有十大阶层。我以为，十大阶层都无法涵盖目前的局面，即便是同一个阶层里面也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同样是工人，垄断行业的工人和市场化行业的工人，利益不完全一样，下岗失业工人跟他们的利益诉求更不一样。由此，导致社会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碎片化。这就使得我国改革的难度空前，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一起暴露出来，又导致社会心理失衡。老百姓焦虑，社会发展太快，要跟不上了。学术界认为，改革停滞不前，也不满意。官员，党政干部队伍中又有改革疲劳症，30年了，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压得大家也喘不过来气。还有一部分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他们不希望再有太大的变化了，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假若公权力不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一员，那就什么事都好办；但是如果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一员，老百姓就不相信我们能够公正。

举一个例子，2008年爆发的云南“孟连事件”，其导火索就是橡胶企业和胶农因为橡胶收购价格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国际上生胶的收购价格都一吨3.1万、3.2万元了，企业还照着多少年前两三千块钱一吨的价格收购，结果国家惠农政策的利益，市场的利益，统统被企业拿走了，而政府又一屁股坐在企业一边。那么，“孟连事件”最后是怎么得以解决的呢？关键的一条就是公权力从利益格局中撤出了，漫山遍野，成千上万的橡胶树，在企业和农民之间一棵一棵地界定利益主体。

三是群众的人权意识、法制意识、监督意识较之改革开放前大为提高。这体现在诸如厦门PX项目事件，上海磁悬浮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事件，还有四川什邡重金属项目事件中。面对变化的群众，也有做得很好的，上海杨浦区建一个高压电站，群众反对得厉害，这个决策过程，拉得很长。俞正声就讲了，这个事要办好了，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史上，将成为一个里程碑。解决这件事，杨浦区完全是一种民主的决策模式，当然，政府的引导、解释、沟通还是必要的。结果是到最后，群众自己来做群众工作。

四是群众对干部队伍的社会评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对于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改革开放前，你只要艰苦奋斗、勤勤恳恳、无私奉献，那就行了。可是到了改革开放，对于干部的要求，增加了新的评价元素，诸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打开局面。到了21世纪，大家对于领导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激情、个性的立体组合，具有专业化背景、国际视野等。由此，学习型政党组织的建设就十分得必要了。

另外，世界政党这两年的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也提出了一些警示。比如，苏共解体对于我国有过一次冲击，我们挺过来了。还有最近两年，比如突尼斯事变，其导火索就是一个摆蔬菜水果摊的小贩，他的摊位被城管没收了，他自焚了，居然由此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执政23年的本·阿里政权就此垮塌了。继茉莉花革命，埃及同样爆发了一场广场革命，短短的时间之内，执政31年的穆巴拉克垮台了。突尼斯和埃及两个国家和地区，惊人的相似。第一，一党长期执政；第二，社会长期貌似稳定；第三，经济一直稳步发展，看起来也还不错，但是几天之内就垮掉了。其背后的原因非常深刻：第一，失业率太高。在失业人口中，半数左右都是大学生，由此彻底颠覆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第二，贫富分化严重；第三，政府腐败严重，加之西方的网站推波助澜，公布了政府高官腐败的细节，老百姓一看，令人发指，不能容忍。所有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即是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这值得我国高度重视，因为同样都是社会转型。

那么，什么叫稳定？真正的稳定，是以民意为基础的稳定，它不是单靠花钱就能买来的，也不是单靠强制就能够强制来的。民意维系的实质就是党群关系的维护，它包含的内容很多，但是有几条不可缺少：其一，政策对于群众需求的满足度。邓小平讲，党就是给群众指方向，但是大方向好指，政策难做，政策完全满足群众，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各取所需的程度。但是如果大部分满足不了，人民就不需要你了。所以说这种度的把握非常难。其二，基本制度对于群众权利的保障度。如果我们折腾来折腾去，群众各项权利得不到体现，那群众又凭什么跟你走。其三，作风和形象在群众中的认可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多个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其中党风廉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党的基本价值和社会主流价值重合度的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包含有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也包含有很多的社会底线，比如八荣八耻。在这种背景下，如若用终极目标去引导一些非党群众，比如一些宗教教徒，其终极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若用我们党的终极目标去引导他，他不会接受，但是党的基本价值应该是社会主流所能够接受的。十八大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划分了三个层面：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八大做了这样的不同层面的划分，对于我们进行价值引导就是一个方向。它对于党来说，不是终极目标，但它是我国现阶段全国人民都能接受的。我们党的基本价值和社会主流价值的重合度越高，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越广泛。

放眼世界，那么多国家处在转型期，有的转了20几年，直到今天还没有转过去。但是也有转型成功的国家，并且基本都在东亚，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等等。我们相信，中国完全能够实现整体的成功转型。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制度，共产党人多年形成的政治智慧、执政经验，能够保证我们平稳实现这个转型。

再看党的队伍。党员干部作为群众工作的实践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社会上有多少利益群体，党员的社会身份就来自多少利益群体。从积极意义来看，说明党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广泛。但是，党员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在党员作为社会人认为自己也需要“维权”时，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行为有时会与组织的意图产生矛盾。二是党的干部队伍发生重大变化，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其价值观、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战争年代老一辈党的干部相比有很大变化。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互交织，又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结合在一起，由此对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形成了重大考验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