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文物反腐”不容忽视（3）

文物的“反腐”工作也该重视起来了

文物是历史的绝唱。只是，面对历史文化遗存，我们热衷于抢救，却未必有心于保护。早在数年前，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感慨，“我们博物馆里边一件瓷器、一件铜器，因为操作不慎受到损伤痛心疾首；但实际上，博物馆那些有机物的腐蚀，那些铜器铁器的腐蚀、生锈，每年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

2013年7月，不少人欢欣鼓舞于一件事：在海外漂泊了153年的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终于回家，安放在国家博物馆。早在2009年，鼠首和兔首在法国佳士得拍卖时，起拍价已飙升至800万及1000万欧元，但即便这样，还是挡不住出于“爱国”的购买热望。意外的损失，或者漂泊的藏品，容易勾起这个社会对历史与文物的抒情欲，但面对院子里的宝贝，却难以悉心看护。早前，国家文物局就表示，馆藏文物腐蚀损失面临“四大杀手”：文物库房条件不达标，文物保存环境控制设施设备匮乏，科研和运行经费严重不足，保护修复科技人才短缺等。

这就带来两个层面的思考：一者，面对巨量馆藏文物，职能部门尽心尽力了吗？藏品被腐蚀，是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等到不可逆的损毁过程完毕，再多的钱、再热的心，也无法复刻原版的历史。面对馆藏文物的“四大杀手”，常规处方在哪里、应急预案在哪里？至于“博物馆藏品保护的经费却仅占博物馆业务经费5%”的现状，拷问的恐怕是文物保护的法规与制度。博物馆不把经费主要花在文物保护上，这和慈善组织不把善款主要用在慈善事业上，是如出一辙的悖谬乱象。

二者，论说起来，各级投入也不少，仅2009-2011年，中央财政就已投入近1.6亿元，实施了396项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理念上，也在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但问题是，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源远流长，城市挖挖建建，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因此，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单位或个人发现的文物，法律上基本都要进入“馆藏”序列，海量的历史文物，有限的文保资源，国家保护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探索或选择一种更现实、更有效的保护模式呢？比如寻求社会力量的保护、引入市场机制的保护等。

文物这东西不是发掘出来就了事，也不是藏在馆里就算完，它们会在时间的浣洗中老去，也会生病、也会消逝。半数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腐蚀的现实起码警示我们三点：一是关于文物保护，我们往往说的比做的好；二是文保部门不应仅热衷于占有，却疏于擦拭其价值；三是既有保护制度亟待转身，既要量力而为，还要量力“智”为。馆藏文物，怕的就是灰飞烟灭。

【启示与思考】

每年国内都有不少世界遗产被警告，被亮黄牌，比如2007年就有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等六处遗产被亮了黄牌，原因也出奇的一致，都是商业利益过浓，导致了开发过度，而对应的保护跟不上，破坏严重，遗产告急。

都愿意品尝涨价的甜头，谁愿意去做保护这种见效奇慢的做法？就像很多地方不愿意去修下水道，而热衷高楼大厦等政绩工程一样，表面的东西能够带来很多收益，尤其是政绩上的，反倒是那些慢工出细活的东西，不容易被看到，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思维主导下，后者显然会被逐渐忘记。所以，仅有5%的业务经费用于文物保护，很符合利益追求的主导思维。

要改变的显然不仅仅是对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还应该有对应的问责。文物保护本应是文物部门的职责所在，如何严肃考核，财政预决算如何控制，事后如何问责——厘清文物单位管理体制，或许是改变目前文物损耗严重的重要路径。

文物保护，是多年来各地面对的一个难题。藏于深宫、关门拒客，或可减少损坏几率，但文物的价值却在日渐腐蚀中流逝。只有让文物活起来，才能让文物活下去。让活态保护的文物，走进人们的生活，提升人们对文物的了解与重视，转变博物馆的管理理念，改进文物保护的监督与问责机制，或才是一条可行之路。

不过，话也说回来，既然文物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制品，就难免存在新陈代谢，对于那些数量有限的物质文化藏品，固然需要尽力呵护，但无法抗拒岁月留下的痕迹，自然老化也在所难免。与其竭力使之永葆旧颜，不如利用新技术（3D打印）、新方法（数码影像）使之成为人类共享的财富，世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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